第54章(1/3)

應該說，蘇區基層政權中存在的家族以及地緣意識，在實際的革命過程中，已經被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很好地抑製了，其影響被限製在很小的範圍內，在戰爭期間，在人們的理想主義最大限度地被激發出來的情況下，這些屬於“私人雜念”“封建意識”的東西，顯然是比較容易被抑製的，甚至可以說，某些家族觀念的流露，並非黨員幹部有意識的行為。但是，農民的家族以及地緣觀念是與幾千年來他們的生存境態息息相關的，蘇維埃革命並沒有提供瓦解這些境態的可能性，所以，抑製隻能是暫時的，一旦時機成熟，這些觀念還會頑強地冒出來。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蘇維埃政權的出現都是中國鄉村政權的一個嶄新的形式，雖然農民始終沒有弄清楚蘇維埃名目的含義，也難以消除由與這個政權相伴的一係列俄式名詞帶來的陌生感，但它的確把中國的農村翻了過來，至少從形式上實現了鄉村統治的精英專製到貧民專政的轉變。盡管有組織強化和集體從眾效應的作用，這個政權還是得到了農民比較廣泛的擁護，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正是借助這個政權形式，才得以在中國農村生存。除了在政策非常激進的時期以外，農民在蘇維埃政權下畢竟得到了清末民初以來難以祈望的好處，不僅可以靠田裏的收獲活命，而且還可能有所剩餘。盡管在蘇維埃治下，農民失去了傳統社會裏的那種自由，但這種自由已經在軍閥統治時期的武化地方精英的鄉村統治中喪失殆盡，農民自然也就不會在乎再被管得更緊一點，隻要日子能好過一點。隻是在根據地的後期，由於反“圍剿”越來越不順利，紅軍的損失過大，而蘇區的政策也愈發激進，蘇區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從紅軍到蘇維埃政府困難異常，而越是這樣，政策就越是激進，惡性循環。這樣才出現了普遍的農民背反的現象，擴紅（即紅軍的征兵）越到後期就越難，不僅農民極不樂意，而且征到的兵逃跑者也比比皆是，一次長汀“擴大了五十七個新兵，但歡送到省蘇（指省蘇維埃——筆者注）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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