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2/3)

剩了五個人，其中三個有病的，結果去前方的隻二個”。由於擴紅跟不上，1932年底湘贛蘇區在給中央的報告裏說，蘇區的第八軍全部人員不滿二千，抵不上過去的一個師，“還有一千上下的槍支沒有人背”。這與紅軍盛時有人沒槍的情況正好相反。有的地方，甚至連農村的黨團員都明裏暗裏地抵製從軍。有的地方甚至發生了整鄉成村農民逃往國民黨統治區的現象，以至於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嚴厲鎮壓。到了這個地步，實際上根據地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基礎已經相當薄弱了。

盡管蘇維埃政權與它周圍的世界處於敵對的狀態，跟國民黨政權和進行農村改革的晉係和桂係仿佛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但實際上它們之間卻存在某種共通的趨向，農村的軍事化和組織統合，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直被視為富國強兵的妙方，所以，民初以來的鄉村社會與政治一直在人為努力下朝這個方向走，蘇維埃政權的實踐實際上延續了這種努力，而且把它推向極致。從根本上講，中國共產主義之所以發生，正是近代拯救危亡、富國強兵大思潮的合理順延，也可以說是另一種走向現代化的嚐試。正因為如此，我們在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過程中，能看到大量的現代化建設的影子——蘇維埃政府至少從形式上是一種民選政權的模式；這個政權推行了普及教育，甚至曾致力於農民的掃盲；它還推行並施行了現代的婚姻製度，廢止了包辦婚姻，給予了婦女以平等的權力；建立了有別於傳統的司法檢察製度等。然而，這大多數的現代意味的框架的建構，落到實處往往隻剩下一個尷尬的空架子，黨的一元化領導加上農民對選舉的陌生，代表會議隻剩下了空名；大量的鄉村列寧小學由於肅反肅走了教師，因而有名無實；司法檢察製度雖然建立了，但主要用於肅清反革命，對民間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漠不關心。雖然設立了法庭，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甚至群眾團體在肅反期間都可以隨意殺人，有時，處決人犯隻要一個團體內大家表決即可，川陝蘇區就有這樣堂而皇之的法令：“窮人皆日‘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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