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 > 章節內容
狀態的存在。所有土圍子的圍主都將政府與農民的聯係完全隔斷,對於治下的農民來說,他們就是最終的保護人和裁判者,所有在他們統治區的鄉村政權,都隻能是他們獨占的工具。所有的鄉裏道義、人情臉麵都在一個家族的強橫威勢麵前黯然失色,即使“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種幾千年王法和農民習慣混合成的人生基本規則,在圍主的淫威和意誌麵前也可以隨意更改,圍主的權力來源不能說完全沒有傳統的文化資源的一點份額,但主要的卻是武力,所以越是好勇鬥狠的人,就越容易成為土皇帝,像別廷芳這樣,雖然家境並不富有,也沒有多少文化,但就憑著好武的本能和武化的小團體的資本,就可以成為寨主甚至霸主。而原來倡導和集資立寨的張堂村的財主們,反而要聽命於出身小戶的別廷芳。豈止張堂村的財主,就是周圍一些由原來的鄉紳控製的大寨,也大多在別廷芳凶狠的武力威懾麵前屈服,不戰而歸降於他。這種現象,真實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武化精英取代原有精英的過程。
有的人對別廷芳的殘暴並不欣賞,但對他治下的某些“政績”還是頗為稱道的,認為在他統治下的農村,的確實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這種秩序境界從來都是殘酷的嚴刑峻法的結果,老百姓為這種表麵的太平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生命,還有人生最起碼的尊嚴和自由。的確,與大多數土圍子不一樣,別廷芳在他的境內還搞過一些建設,修過水利設施,栽過樹,修過路,但這些工程都是無條件強製農民的結果,即使為後人留下了實惠,但其流惡要遠遠過之。
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
基層政權的選舉與文化的複歸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形成了國共一致對外的局麵。共產黨人在戰爭初期留下的空隙裏迅速發展,開辟了大麵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隨著占據地域的擴大,政權問題很快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中國共產黨幾乎沒有理會國民黨的限製,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敵後根據地政權。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當時主要還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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