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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占據縣以下的鄉村，所以，共產黨人所要建立的政權依舊和蘇維埃時期一樣，基本屬於鄉村政權。
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實質上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國際派的失勢，不僅意味著務實派的掌權和更加務實的策略的施行，來自蘇聯的指導和幹預的失效，而且使得整個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擺脫了來自俄國的教條影響，在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沒有等共產國際解散，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基本已經進入了客氣的禮貌的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於蘇維埃時期，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另起爐灶的一個階段。雖然，另起爐灶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拋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但至少他們在蘇聯人眼裏，已經具有了太多的“異端”的氣息。在延安的蘇聯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看法，比來自國統區的參議員，甚至國民黨人和美軍觀察員還要糟。當然，這裏不聽蘇聯的招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國共產黨人從思想到實踐越來越濃的中國化氣息，也使得那些自命正統的蘇聯人難以接受。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各級政權，顯然不像蘇維埃政權那樣，具有旨在推翻正統政府的反叛意味，在法統上還保持著與國民黨政權的一致，但地位仍然十分曖昧，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幾乎所有根據地政權都沒有得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認。但是，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基層政權卻十分有效地行使著職能，有的地方經常存在既有國民黨政權，又有日偽政權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政權的現象，常常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得民心，能最有效地控製地方，而國民黨政權往往隻是個空架子，甚至落得個被驅逐的境地，而偽政權隻有在日軍的武力下才能勉強維持。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所謂的大後方，國民黨政府也曾力圖通過強化保甲，加強宣傳提高基層政權的效能，以支持殘酷的戰爭，然而，直到抗戰勝利，國統區的基層政權比起根據地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對於日後國共之爭而言，實際在抗戰期間的軍隊和政權形象上，已然判出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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