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 > 章節內容
原鄉長報告任內工作；區長講話；代表發言對鄉長工作報告進行批評評議；來賓講話；討論提案；選舉。
胡適先生麵對國民黨借口民智不開、不肯推行民主的說法，曾經提出過“幼稚園民主”論，然而，真正將這種理論付諸實現的，還就是抗戰時期的共產黨人。其實，那時的中國農民，尤其是根據地所在的偏僻山區的農民，並不知道什麽叫做民主，冀中根據地的創始人呂正操說，他的部隊某個團在開會討論民主問題時，“一個團長的特務員說：‘團長叫我幹什麽，我不幹什麽，就是民主。’”正規八路軍尚且如此，農民甚至還不如他們，但是隻要切實地告訴農民選舉是怎麽回事，選舉出他們信得過的人主政，會帶給他們什麽好處，農民也是會很清醒地知道利害的，自然也會樂意選舉出他們所信任的人來。對於農民來說，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幼稚園式”的選舉法選舉出的新政權，的確給農民帶來了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這樣選出來的政權，就是不通過民意機構，農民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左右政權的運作，因為它沒有衙門氣，與農民的生活貼得最近。選舉成功的地方，所有的好處和便利都會通過農村自有的渠道傳開甚至放大，這樣，選舉不太開展的地方自然就跟著學了。在抗戰時期，多少中外人士考察根據地，大多數人都認為根據地是中國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的確不是他們看走了眼。
那麽是不是說，既然實行了選舉，放手讓農民選他們喜歡的人當政，中國共產黨在其中就不再起主導作用了呢？當然不是。選舉既然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它就有辦法控製局麵。抗日民主基層政權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產生的，嚴格地講，除了陝甘寧邊區，絕大部分敵後根據地都處於敵我拉鋸的爭奪之中，雖然小部分地處山區的根據地中心區拉鋸的頻度要輕一些，但即使是相對穩固的根據地，也可能要經常麵對日軍的掃蕩，而八路軍基本上不可能有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戰法，在八路軍撤退後，一旦“跑反”不及，落到日軍手裏，村幹部的下場是十分悲慘的。所以，根據地基層政權的負責人，是一種充滿了危險的職業，這種職業即使有一定權力，也不是那些小有家資的農民（包括地主）首選的目標，因此根據地的村長和保長，更趨向於落到那些共產黨人和那些出外見過世麵，善於張羅，但家境一般，少有牽掛的農民頭上（這些人很容易也化為土生的共產黨人），而比較有錢的人，即使進了權力機構，往往充當村民代表也就滿足了。顯然不是原來的地方精英（這些人中的最精華部分已經逃往都市，或者被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政權所吸收）不想主持鄉村政權，而是共產黨已經將這種本來沒有多少政治分野色彩的政權，貼上了鮮明的標簽，使得主政的成本門檻過高，令人望而生畏。一般來說，在替換下奪權期間湧出來的帶有遊民色彩的“先鋒”之後，大權旁落的可能性並不大。更何況，農村中還活躍著大量的軍事和半軍事化的各種群眾組織，這些組織都是由共產黨一手創建和領導的，它們的存在事實上已經把鄉村的權力極大地分散了，隻要掌握了這些組織，縱使村政權是別的勢力當家，也難以違背共產黨的意誌行事。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