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1/3)

而且，不像新中國成立後大量宣傳所講的那樣，窮人比富人更愛國，做漢奸的不是地主就是富農。一般來講，地方精英由於受上層文化的熏陶，往往比一般的農民更富民族意識（或者說非現代意義的種族意識），他們受過新式教育的子女，抗日熱情之高，並不次於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群眾”。在抗戰初期和中期，大量的地主富農子女甚至他們本人，在大門敞開的情況下擁人中國共產黨黨內，大大地改變了黨的成分。楊尚昆1941年說華北黨在抗戰三年中，共產黨組織的擴張十分迅速，“有一夜發展四十個黨員的，有三分鍾發展五個黨員的，有騎著驢子‘跑’黨員的，有打鑼號召入黨的”，黨的組織居然有所謂“富人支部”和“窮人支部”，“或按文化程度分組，有所謂‘活動小組“落後小組”’。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但真心抗日者還是多數。後來雖然經過數次清理整頓，但去掉的大多為投機分子和所謂的敵特人員，黨員的成分依舊是五花八門，尤其是雄踞華北的晉察冀根據地，黨員幹部中知識分子的比例相當高，也就意味著富人出身的人比較多。1939年延安黨校對延川禹居區第三鄉進行了調查，發現全鄉中農比例為43%，而黨員中的中農比例還要高些，14名幹部中，轉化為新富農的有4人，仍舊是貧農的隻有3個。在已經開展過土地革命的陝北尚有如此變化，別的根據地可想而知。顯然，這個階段的黨與前麵蘇維埃時期的黨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國共產黨行動的“統一戰線”性質，已經影響到了黨的組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時的黨多少有點像是農村擁護抗戰的人們的核心組織，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其最明顯的標誌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也不是共產主義的革命精神，而是廉潔、公正和富有獻身精神的道德屬性。楊尚昆在他的文章裏著重批評了那種在黨內一直存在的把共產黨當成統一戰線組織的錯誤，說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確有些“統一戰線”的味道，而正是這種味道，使得中國共產黨具有了比蘇維埃時代更廣泛的代表性（當然，也正是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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