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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為什麽中國共產黨會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堅持實現民選。
當然，中國共產黨在十年內戰時期積累下來的行事習慣和作風並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盡管有上麵的三令五申，個別地方還是發生了限製選舉的事情，有些共產黨人還是看著“窮人的政權”比較順眼，總是傾向於把所有的富人看做土豪劣紳，找借口剝奪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少數地方將村黨支部的改選與民選基層政權混為一談，以至於邊區領導不得不特意發指示提醒。在實際的選舉操作中，主持這項工作的共產黨人，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往往會流露出想要控製選舉的跡象（雖然可能他們隻是想要那些比較好的人當選），甚至在邊區參議會的選舉中，也存在一些近乎操縱選舉的嫌疑，“例如印發政府候選人名單時，我們計劃的當選名單，恰恰在名單的前幾名；某同誌在台上向台下進行選舉舉例說明時，恰恰又是把我們布置選舉的人名來舉例。台下有些非黨人士反映，‘這大概是暗示我們選舉這些人吧”’。據鄂豫邊區的一份文件反映，該區雲夢地方的“政工隊”誤信一“不可靠分子”，硬要群眾選他做保長，後來該保民眾五十多人向上級反映，要求改選，結果也沒有改成，後來這個保長投敵做了漢奸。說明個別根據地對選舉還是存在自上而下的幹預，而且還相當嚴重。好在，這些偏差畢竟是民選運動中的支流，而且大部分得到了糾正，所以沒有影響抗日根據地的選舉大局。總的來說，抗日敵後根據地的選舉（根據地自己稱“大選”）相對於此前和此後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基層選舉，還是非常認真的，至少對於那些明顯弱勢的群體是這樣的，實際的統治者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利用優勢為自己拉票，有時甚至出現相反的情況，即使出了名立過大功勞的農民黨員，也可能因為某種不討人喜歡的原因而落選，比如晉察冀有名的民兵爆破大王李勇，在1944年的“大選”中，就因為驕傲自滿而落選，根據地還為此事上報延安，結果毛澤東肯定了選舉結果，認為李勇的問題主要是當地黨和政府教育引導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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