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2/2)

戰時期根據地區域的文藝宣傳品我們會發現，前者革命意義比較突出，階級鬥爭的火藥味相當濃，而後者（主要是流傳比較廣的那些）則更多地突出正直、勤勞、廉潔的品格，抨擊的則是抽大煙的、二流子懶漢，以及各種道德敗壞的行為。火藥味主要集中在對日軍和漢奸的攻擊上。像《兄妹開荒》《鍾萬財起家》《一朵紅花》這樣在抗戰時期流行甚廣的街頭戲，基本上是農民傳統美德的新傳。同樣，在邊區的婦女大會上，鄉紳家的主婦王世興跟“子弟兵母親”戎冠秀一起披紅戴花，而她隻是一個“管理家務的模範”，據說，“她管家一年四季都有計劃，地裏的活、家裏的穿衣吃飯，樣樣都打算得挺好。她家裏人很多，都有分工，每天下午吃飯時都養成了習慣，一定要談談明天的活。她待雇工很好，雇工生產積極，她多給東西獎勵雇工，雇工不把她當‘東家’，隻當是自家人”。這種模範事跡，基本上已經看不出時代的界限，即使在清代這樣的行為也同樣會受到人們的稱讚。

不僅道德上有傳統複歸的趨向，而且，鄉村政權組織也向傳統靠攏，部分地恢複了鄉裏商議的古風，甚至對近代出於強化國家政權目的進行的鄉村行政區劃改革，也來了某些“複舊”式的調整，不再強調行政區的統一和整齊，而遷就農村的自然居住狀況，所有政權均以自然村為基礎。這種做法，顯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高揚民族主義旗幟的時候，與近代以來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其他人一樣，麵臨著賦予中華民族以具體而充實的內容，明確民族認同目標，增強民族內聚力的任務。恢複和強調傳統，則是完成這一任務的一條捷徑。同時，中國共產黨這種複歸更古老的傳統的趨向，使得近代以來已經失勢的傳統鄉紳（即所謂的好紳）感到欣慰，這就是為什麽許多素有聲望但已經成了明日黃花的老紳士，對於中國共產黨參加抗日政權的邀請能夠欣然就道的原因。雖說是複古，但鄉村中的正氣的確在抬頭，整個道德氛圍趨於正常。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活動最活躍的華北地區，無論日軍的壓力有多大，環境有多麽，惡劣，城鄉之中擔任偽職的頭麵人物大多出於被迫，始終懷著負疚感，日軍方麵一直哀歎，他們扶植的用以對占領區進行政治控製的“新民會”，始終找不到像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參加，“尤其是中國方麵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官吏，大都離開日本占領區，或者隱居不出”。“從而使中國方麵（指偽政府——筆者注）的政治力量始終不能滲透到基層。”這種正氣，對於激勵中國人堅持抗戰起了極大的作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共產黨是誠心誠意地搞民主選舉，以求盡量地擴大政權的代表麵，構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支持嚴峻的抗日戰爭，從指導思想上，中國共產黨還是將推行民主視為一種過渡手段，因此所有的選舉、妥協和向傳統的複歸，都帶有了濃厚的功利色彩。以至於稍有不慎，政策就會向左的方向滑動，收回以前所做的“讓步”，將抗日民主政權變為半蘇維埃性質的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所以，不得不由延安出麵，硬性規定抗日根據地政權的原地方精英的比例，這就是所謂的“三三製”政權。

“三三製”政權的政治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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