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2/2)

做過一個解釋，按他的說法，所謂“中間派”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而中等資產階級就是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就是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地主階級。在後來的實踐中，各個地方實力派，即地方軍閥，也被劃為“中間派”。在1940年6月間，毛澤東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又說，目前頑固勢力削弱，中間派勢力增大，國民黨軍隊的多數軍官也是“中間派”。雖然這樣一些中間派不大可能參加到根據地政權中來，但他們的代表，卻是可以被接受的。反過來，如果這些“中間派”有人開始反共，那麽就自然變成了頑固派和反動派，像桂係，原來屬於標準的中國共產黨可以爭取的“中間派”，可是一旦在皖南事變中參加反共，就成了頑固派。本來，階級的標準意義在這裏就是相當含混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劃分標準是什麽，實際上並不十分清楚，在實踐中隻是將國民黨政府中的要員，籠統地說成是親日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作為地方實力派的地方軍閥，論階級性質其實與上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並無不同，他們被劃為“中伺派”，顯然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大”，主要是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做過新四軍六師十八旅旅長的江渭清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了句大實話，他說，在他管轄的地區，地主和鄉紳，“凡是願意幫助我們的，就稱他為‘開明地主’。要知道，共產黨、新四軍這樣稱呼他們，他們心裏也很舒服。總之，要將‘阻力’變成‘助力’，靠的就是黨的法寶之一，統一戰線政策”。也許是因為“三三製”的成員標準的含混，也許是“左”的影響一時難以除盡，以至於在執行過程中，各地也出現某種“非標準”的表述，比如鄂豫邊區的一份黨的文件就“三三製”理解為“使各級政府負責人選共產黨員能占三分之一，其餘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階層的優秀代表能占三分之二”。彭德懷在1940年9月中國共產黨北方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將“三三製”解釋為“讚成抗日又讚成民主的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政權中各占三分之一”。這種表述，顯然帶有更多的傳統中國共產黨話語的味道，似乎更富有階級分析的色彩，暗示了各根據地在具體執行“三三製”的時候，還是容易出現按階級劃線的某種誤解。果然，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後，國共之間出現了緊張對峙的局麵，八路軍前線總指揮部發布了一個態度強硬的政治訓令，由此，彭德懷和羅瑞卿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批評，說“前總”的訓令“混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從理論上動搖了‘三三製’，使全軍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整個資產階級都已經或快要叛變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蘇維埃時期又要到來了”。即使在與國民黨關係最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依然強調“三三製”，強調反對關門主義。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