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2/3)

、村政權教育委員會主任、村合作社經理、救災委員會主任、代耕團團長等），支書、支組、支宣常常身兼兩三個主要責任者很多，必須克服此種現象，基本的支委，必須保持一人到三人（視支委人數之多少而定），堅決地不兼任何公開的主要責任”。批評的雖是兼職過多，實際上是要求黨組織不要充當鄉村政權的直接管理者。而“三三製”的實行，也含有使黨不能包辦政權機關的意思，黨員在政權機構中處於少數地位，就勢必要求黨組織和黨員必須放棄“實際政務上的瑣細項目”，“在主張和辦法上多用心意”。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農村，鄉村黨支部必須直接掌握的隻有武委會主任，顯然，這是一個最關鍵也是分量最重的職務，掌握了它就意味著控製了鄉村的基本武裝。至於其他事務，黨組織基本上處於把握政策、政治方向的位置。

眾所周知，實際上在根據地的鄉村權力架構中，共產黨的組織是處於核心地位的，的確是黨組織在領導著鄉村的抗戰，指揮著鄉村各項事務的運作，然而，這種領導和指揮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卻是以說服教育、政策指導和行為影響的方式進行的，凡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體現得比較好的地方，往往恰是共產黨不顯山露水，而其他人，包括一些非黨人士和原地方精英，都比較活躍，不僅能比較充分地發揮聰明才智，而且特別富有獻身精神。在邊區，有大量的非工農出身的基層幹部在抗戰中英勇犧牲，不僅僅是為了民族主義的呼喚，共產黨潛移默化的工作方式，也是激勵這些人奮勇獻身的原因。

當然，並不是說根據地所有地方，在所有時間都能工作得如此巧妙，分寸拿捏得那麽好，在蘇維埃時期就困擾著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幹預地方政權，黨包辦政府工作的現象依然存在，即使在中央眼皮底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也不例外，據李維漢回憶說，連那個因提出“精兵簡政”主張而聞名的開明紳士李鼎銘，都因為黨包辦太多，憤而拒絕簽字，準備撂挑子不幹了。晉察冀邊區自從製定了配合“三三製”的“雙十綱領”之後，黨內“有些政治不開展的老同誌”發牢騷說，“今後隻有給人家當‘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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