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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還說:“好,我們等著給人家當最下賤的奴隸吧!”這裏的“人家”,其實不僅指那些黨外人士,還指由黨外人士占多數的政權機構。這些人認為一旦實行了“三三製”,他們就失去權力了,反過來說明他們在此之前的行事模式可能是包辦式的,至少喜歡直接站在台前發號施令。有的地方這種包辦現象甚至相當露骨,在鄂豫邊區的黃岡,有的黨員政府幹部,“開會與中間分子爭得不耐煩,便說‘區黨委已決定了的’,使大家啞口無言,照原通過”。1942年中國共產黨晉察冀北嶽區委有份文件也指出,目前在黨的幹部中還存在著“太上政府”的觀念,還存在著“黨政不分”的現象,“某些黨委隨便幹涉政府行政。在幹部問題上,可以不經過政權係統,隨便調動政權幹部。在執行工作上,黨委可以命令政府黨團執行違反政府法令的決定,而使黨團幹部受到上級政府的處分,自己則逍遙法外,以致引起個別政府工作的黨員對黨不滿”。特別有意思的是,文件對這種以黨代政的批評,像蘇維埃時期一樣,也認為這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政策在我們某些幹部中的影響”。其實,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的根源是結構性的,雖然一時政策上的注意和方法上的改善可以暫時緩解這種現象,但終非長久之計。
另外,軍隊以及軍隊中的黨對根據地基層政權始終有著深刻的影響力。由於根據地處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軍事活動始終是政權工作的中心,鄉村類政府組織最重要的就是武裝團體,民兵和青抗先在現實中是要接受中國共產黨係統上一級甚至正規部隊的節製,在抗戰中後期,各地在民兵的基礎上還成立了遊擊小組,武器配備要比一般民兵好,與區小隊、縣大隊等正式遊擊隊聯合行動,不但不受村政權的領導,反而要支配村政權。1942年以後,華北的八路軍正規部隊由於環境的過分惡化,化整為零,變成一個個小規模的武裝工作隊,深入現在已經變成遊擊區的原來的根據地活動,更是直接領導從縣大隊、區小隊到民兵遊擊小組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在這種情形下,鄉村政權的所有活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受正規軍隊直接指揮的軍事工作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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