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1/3)

從理論上講，隻要黨有比較完善的組織係統，沒有政權也是可以管理地方的，但在實際上效果卻相當不佳。有了政府，即使這個政府被背後的黨完全操縱和包辦，也比沒有政府由黨直接出麵效果好得多。事實上能完全包辦政府事務的黨的機構，必須是在各種職能方麵與政府一一對應，那時，黨已經把自己變成了政府，隻是沒能名正言順。顯然，無論蘇維埃還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還達不到如此官僚化和科層化的程度。即使達到了這個程度，在與國民黨和日偽政權的爭奪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如果真的放棄了政權的建設，那麽實際上等於自我放棄了根據地存在的合法性依據的爭取。換一個角度，從民眾和社會各階層的文化心理上講，就普遍性而言，政權的權威性無論如何都要比任何社會組織要大得多，一般老百姓雖然對官家有仇視心理，但同樣也有崇拜和依賴心理。中國近代以來產生的國共兩黨雖然與西方政黨有著本質的區別，自身都帶有強烈的權力控製的因素，但仍然無法具有政權本身的統治性魅力，必須而且隻能借助政權來實現統治。老百姓一般隻習慣於服從政權，而隻有政權才能行使正式的權力，通俗點說，就是隻有政權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征糧征稅，而其他的組織做這種事情就被視為攤派甚至搶奪，或者用共產黨的術語叫“打土豪”。有政權就算不穩至少接近官家，而沒有政權則近乎流寇。政權固然可以有代用品，但代用品的行政行為一般不會被視為正常行為，要讓老百姓踏實下來，必須有政權，而且得像模像樣。陳丕顯曾回憶說，他初到蘇北時，“還不太懂得如何征公糧、收稅。蘇中地區盛產大米，我們身在魚米之鄉，卻吃了一年多的苞穀和大麥。後來，建立了政權，民政、司法、稅收這一套機構也建立了，部隊吃飯、給養等問題也都順利解決了”。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國共產黨如此看重政權建設，花如此大的力氣搞選舉，刻意苦心經營基層政權的網絡，總是不厭其煩地阻止鄉村黨員和組織的包辦政權行為。雖然中國共產黨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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