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2/3)

村建立了龐大的群眾組織網絡,並將這種網絡變成了事實上的政權機構的衍生物,而使自己的組織成了絕對的無冕之王,但依然要通過政權這個中介來實現權力的釋放,而通過各種團體的負責人參加政府,實現了政權職能向這些團體的渡讓。而政權則通過這些社會團體,吞噬了原屬於社會的權力,將自身的觸角伸到所有的公共領域甚至私人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黨的組織、由黨建立的群眾團體都通過與政權機構的鏈接變成了事實上的政權的一部分。可以說,抗日根據地政權繼續了蘇維埃時代已經開始的政權全能化的進程,隻是比較溫和而已。沿著這個路線行進,原來農村社會的空間就會逐漸消失。當然,這個進程並不是由共產黨人開始的,隨著清末民初以來國家政權的下移,權威性資源的贏利率增加,地方精英已經在侵奪各種社會組織的權力,往往一個村莊裏的政權機構和各種團會的負責人都在同一個精英圈子裏麵轉。不過那個時候,同時掌握政權和其他的社會權力的精英並沒有將兩者一體化,兩邊的事情還是兩下算。隻有在共產黨來到以後,才能在黨和相應的意識形態的黏合下,讓社會與政府結成了一體,或者說政權吞噬了社會。


正因為這個緣故,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強調要改造舊政府,改造舊政府隻管支應公事的麵貌(這在蘇維埃時期已經開始了),對於依然滿足於支應公差的基層政府毫無例外地要進行批評。1944年晉察冀邊區提出過一個村政權建設的最高標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心目中,一個基層政權應該管些什麽事情:


“甲.能團結全村,為全村各階層人民服務,特別是能將占全村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充分發動起來,使之成為村政權的基本力量;並能有健全的民主製度,發動村民都能積極地參政。


“乙.能領導對敵各種鬥爭,特別是能掌握武裝鬥爭、除奸工作與抗日兩麵政策(鞏固區不允許執行抗日兩麵政策),在反掃蕩、蠶食、清剿與反敵偽搶糧抓人鬥爭中,能保護人力物力,使村中不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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