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1/2)

抗日根據地的文藝活動在內容上雖然有所創新，但在整個抗戰期間，並沒有超出傳統鄉裏道義的範圍。首先，民族主義的鼓動占了最顯著的位置。除了某些老戲之外，大量的以現實鬥爭的真人實事人戲，通過各種文藝形式的演出和宣傳，形象的塑造和升華，使得本來似乎是很普通的事情迅速地英雄化，使農民意識到原來自己的行為也可以入戲，可以像古代英雄豪傑那樣被人傳唱，從而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自豪感。當然，農民因此也感覺到了自己抗日行為的意義所在，意識到原來打打鬼子冷槍，摸偽軍的崗哨，支前抬抬傷員，生產交公糧會對整個民族和國家有如此大的意義。同時，在弘揚民族主義的時候，自然會伴隨對民族背叛和貪生怕死行為的抨擊和鞭笞，在新老民族主義戲曲交互上演的時候，現實的漢奸有了與古代萬人唾罵的醜類如秦檜、潘仁美同類的意義，現實的文藝節目的高度誇張，使得任何一種背叛行為都顯得那麽醜惡，加上這些被鞭笞的對象與被頌揚的英雄一樣，大多是本鄉本土的人和事，農民們都知道他們是誰，因而產生了更為強烈的刺激，做了壞事的人不僅自己“遺臭萬年”，連親屬也抬不起頭來。這樣富有強烈褒貶意味的戲曲活動，在中國農村一向以娛樂為主的戲樂傳統中，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我們看到，積極生產、公而忘私、勤勞持家以及孝敬老人、愛護兒童都成為抗日根據地農村宣傳和戲樂活動所要弘揚的主題。相應的，二流子懶漢、為富不仁者、吸鴉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兒童和婦女者等不良人，都成為諷刺、抨擊的對象。其中，大概是由於考慮到統一戰線的緣故，在抗戰期間，對富人的攻擊顯然沒有對抽大煙和二流子的諷刺打擊多。在根據地，不僅流行著各種諷刺挖苦二流子的歌謠和順口溜，舞台上演著改造二流子的戲，像《兄妹開荒》《二流子變英雄》之類，而在現實生活中，有的地方二流子會被戴上白帶子以示羞辱，還經常遭群眾大會批判。正像我們在前麵所提到的那樣，在抗日敵後根據地，清末民初以來農村世界長期被壓抑的傳統道德再一次抬頭，正氣上升，寡廉鮮恥和唯力是恃的風氣被抑製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另一種傾向，在各種戲曲和宣傳品中，絕大多數正麵人物都是出身貧苦的農民，雖然這可能也是事實，可是，顯然富人和富家子弟也不乏為國捐軀和公而忘私之輩，但是很明顯，那些新編的“文藝節目”對此缺乏興趣。似乎蘇維埃時代貧苦意味著正麵價值的傾向依然存在，隻不過不那麽明顯和露骨。這些文藝節目告訴人們，從前最低賤的人，隻要通過英勇抗戰，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努力做號召所鼓勵的一切事情，就一樣能夠成為受到人們尊敬和崇拜的英雄，就是說成為人上人。而擁有權威，改變身份的樞機在於聽共產黨的話和堅決地抗戰。日本學者在論及抗戰時期陝北大生產運動中的“吳滿有方向”時指出，作為著名勞動模範吳滿有，“第一是被作為在艱苦奮鬥以及在黨和邊區政府的政策下取得翻身的模範典型，第二是被作為積極貫徹執行政策（如繳納救國公糧，組織農業互相合作等）的模範基層領導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