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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而加以宣傳的”。實際是一種“階級政策”,而“優秀的生產成績就是勞動模範的權威的主要來源”。顯然,作為一直沒有戰事的陝北,聽黨的話,積極生產,貫徹政策就可能贏得這種權威,而在戰事頻繁的其他根據地恐怕勇敢和會打仗會成為獲得資源的更重要因素。不管怎麽說,就像傳統的戲曲對某些曆史人物的褒貶一樣,在短時間內,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英雄模範人物的頌揚和對特定的反麵人物的貶斥,都成了新時期意識形態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十分形象生動的部分。以貧苦農民為基本形象的生產能手和勞動模範的大規模提升,實際上強調了“勞動”才是一切財富和榮譽的真正來源,切實掃蕩著貧富命定、富人養活窮人的傳統觀念。各個根據地在推行減租減息的過程中,往往由工作隊出麵,反複宣講所有的財富的來源是勞動的這個共產主義真理,告訴佃農們,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和財富實際來源於他們的勞動,是他們養活了富人而不是富人養活了他們。這種宣傳對於僅僅開展減租減息來說,似乎是有些過於共產化,容易將本意是溫和的改良的減租減息變成“剝奪剝奪者”的暴力行動,但相當的一些地區的確是這樣做了,而且似乎隻有這樣的過分鼓動,才可以發動起佃農以群眾鬥爭的方式逼迫地主實行雙減。這種將幾千年的鄉裏老理翻過來的意識形態宣傳,已經為後來解放戰爭時期的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初步奠定了思想意識的基礎。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宣傳基本屬於中國共產黨人的“私下”動員,很少公開拿到台麵上來。
更為可貴的是,盡管環境極其惡劣,戰事頻繁,但是根據地仍然保存和發展了鄉村教育事業。各個根據地甚至包括一些遊擊區都開辦了針對農民子弟的學校和大量的掃盲性質的民眾學校。某些模範根據地如晉察冀甚至要求每個行政村要有一所初級小學,每區要有一所高級小學,每縣應設立中學一所。考慮到邊區實際的情況,農民對男女合校無法接受,所以小學大多男女分班。這些學校,教學條件大都談不上,甚至連校舍都不能保證,師資一部分來自於農村中讀過書的人,一部分來自於軍隊和邊區政府的培訓,但仍然非常缺乏,幾乎能識幾個字的人都被拉去做了教師,當時邊區甚至有了“半知識分子”這種說法(在那個時代,上過高小的人就可以被人稱為知識分子),盡管如此,邊區對於教育還是相當認真的,特別是邊區的鄉村小學,有的甚至在敵我雙方拉鋸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開課,學生和教師均在野外,找塊樹蔭地就上課,發現敵情就沿著交通壕撤走。對於小學生,意識形態教育是占第一位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活動形式通過對學校教育形式改造,注入了教學實踐中,不僅政治課上的灌輸卓有成效(據一些人回憶,在根據地的中小學裏,學生對於政治課的熱情相當高),而且在學校裏,學救會和兒童團組織也頻繁地開展活動,通過普遍開展的“生活檢討會”,“不僅要學生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還批評了教師”。通過這些形成儀式性的活動,“就連八九歲的兒童”也懂得了服從集體的意誌,“大家要我這樣做,我就做了”已經成為“一種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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