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1/2)

從此表我們看到，減租減息實行後，貧農的土地占有率也有所提升，富農和雇農的土地占有率變化不大（略有減少），地主則大幅度下降，而中農的土地占有率則大幅度攀升，顯然，這期間大量的原來的貧農由於購買了地主的土地而上升為中農，甚至富農，而從前的大部分雇農則上升為貧農，雇農所占土地比率小，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人數比從前進一步下降，所占農村人口的比例本來就很小的緣故。這也說明在減租減息之後，農村中赤貧人口下降，土地占有趨於平均化，可以說已經部分地解決了老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據太行區的統計，在1942年以前，地主占人口比例的3.25%，1944年查減（即對減租減息的複查）以前，為2.22%，到1945年則僅占1.98%。地主占有的土地麵積，在1942年以前為全部土地麵積的24.63%，1942年以後降為9.7%，到1944年查減以前為6.37%，查減之後則落到4.22%，用當時晉察冀邊區的一位負責人的話來說，地主的土地，隻剩下“一點殘餘”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在抗戰的環境下，各根據地實際仍然沒有放棄對土地占有不均衡現象的克服，已經部分而且平和地進行了土地改革。盡管如此，老解放區（即根據地）的土地狀況仍然是共產黨人和一部分尚且處在貧困狀態的農民所不能滿意的，這是因為，由於長期的艱苦抗戰，日軍掃蕩造成巨大的破壞，使得越是老解放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就越差，普遍的貧困使得大部分老解放區農民的生活水平低於戰前，這種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使得老解放區沒有能力改善一部分處於貧困線以下的農民的生活。同時，在抗戰中掌權的村幹部（包括農救會等團體的負責人）有不少借機出現了上升，從而造成了新的貧富不均，雖然差別並不大，但由於這些人是從與其他人一樣的貧困狀態迅速升上去的，所以很容易在那些仍然貧困的人心裏產生不平衡。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在抗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所控製的地區有一大半是新解放區和遊擊區，在這些地區，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最突出的問題是怎樣迅速地站穩腳跟，以迎接將要到來的國共之爭。自然，按照中國共產黨行事的慣性，發動群眾成為當務之急，而發動農民群眾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解決土地問題。正因為如此，雖然延安方麵還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的通盤考慮，各個解放區已經在開始近乎自發地解決這個問題了。事實上，由於中國共產黨通過抗戰，與國內各個中間勢力建立了比較好的關係，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名聲，而且成功地安撫了控製區域內的原地方精英，毛澤東等人曾經考慮過以和平的方式，通過發行土地公債來贖買地主的土地以解決土地問題，但是，等到這個方案出來征求各個解放區意見的時候，各地已經差不多都以暴力和準暴力的方式，開始著手進行土地改革，或者進行得差不多了，結果此方案胎死腹中，毛澤東於1946年6月27日，致電周恩來、葉劍英：“中央正考慮由各解放區發行土地公債發給地主，有代價地征收土地分配農民，其已經分配者，補發公債，如此可使地主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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