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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大損失，唯漢奸、土豪劣紳、貪官汙吏、特務分子不在此例。”不久，中央還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對贖買政策迅速研究其可行性，並告中央。然而，各個解放區對此意見不一，旋因全麵內戰爆發，此案廢止。
如此一來，本來可以使得土地改革社會震動較少、代價比較小的方案，再也沒有實行的可能，後來這種和平方案反而落得機會主義的話柄，土地改革隻能沿著暴力的路線，一路行進下去。
解放區的土改幾乎是在慶祝抗戰勝利的凱歌聲中就開始了，土改是以“反奸清算”人手的。在日軍占領期間，日本人一般來說是比較喜歡用原地方精英出任偽政權的職務，即使原來不是精英，通過擔任偽職，也有不少人發達起來，其中有偽政府人員，也有偽軍的軍官，這種情況在日本統治比較穩固的東北地區特別明顯，那裏的地方精英和一部分地痞流氓，通過與日本人的合作，或者保住了自己的勢力，或者發了家，成了所謂的“昭和地主”。在這樣的地方，地方精英謀取權勢和財富的方式往往更加缺乏合法性，他們的統治自然更流於非道德化，甚至到了連日本人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而農民的生活則更加趨於惡化，普遍低於戰前的水平。日本的殖民統治無疑加劇了原來就已經十分緊張的社會和階級關係，而一般農民對在日偽時期騎在他們頭上的有錢有勢的人們的不滿，由於民族性的道德反感，明顯地更加強烈。所以，隨著日本的投降，中國共產黨在反攻中控製了這些地區，這些附在日本神廟裏的“城狐社鼠”，馬上就麵臨著被清算的命運，事實上，新解放區的反奸清算運動，一經發動，很快就形成燎原之勢。
反奸比較簡單，就是將當過漢奸或者有類似劣跡的地主或者富人打倒，把他們的土地財產沒收分給貧苦農民，而清算則比較複雜一點，既是在反奸鬥爭中對漢奸地主的罪行清算，又擴展為對所有地主在減租減息過程中的一種財產清算。這兩種清算按道理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前者是因為喪失了民族道德而導致的沒收，屬於無條件的剝奪，而後者則是由於減租減息過程中佃戶們（其實主要是工作隊）根據減租減息的原則，往上推若幹年，對所謂應該減而沒有減，因而多收的租子和利息錢的一種清理和退賠。但是在運動過程中，除了那些比較著名的大漢奸之外，兩者往往有點混淆不清，雖然後者是經過“算賬”，直算到地主不把土地交出來就沒有辦法退賠所欠農民的賬（多數即使將全部財產都吐出來，也依然欠賬）為止，而前者根本無須這麽囉嗦，直接拿來就分了，但兩者都要經過群眾大會的鬥爭，在相互感染，群情激憤的“劇場效應”作用下，過激行為在所難免，被打死打殘的固然多為曾有漢奸劣跡的地主，但那些在民族道德上無虧，卻為人吝嗇、待人苛刻之輩，往往也難脫厄運。事實上的分田運動，一旦形成氣候，很快就彌漫到了老解放區，按“反奸清算”式的算賬方式，地主剩下已經不多的土地很快失去了，而抗戰時期建立的村政權和農會等組織的負責人也受到了衝擊，因為他們的地位通過政權得到了提升，或多或少的有多吃多占和態度粗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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