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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劇場效應”(當時的流行語叫做“空氣”),大多數人都會身不由己地參加進來。一般的鬥爭大會,都經過精心的準備,甚至事先彩排,在會上,經過特別動員的貧雇農在鬥爭大會上訴苦,一般都要伴隨著一些過激的動作,甚至對被鬥爭者用刑,鼓動起參加者對於富人的歧視和仇恨,形成一種同仇敵愾的氣氛,使那些昔日的人上人不僅威風掃地,而且麵子盡失——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翻身”。正因為如此,一些開明紳士在運動前表示要將土地獻出來,也得不到允許,即使地主獻了地,農民依然要吐苦水、挖苦根,開鬥爭會鬥掉地主的威風。從這時起,有大量的地主開始逃亡,有的甚至組織還鄉團,追隨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
在這種激烈的暴力對抗下,盡管土改給了鄉村中最窮的人們以天大的好處,但是讓這些從前很邊緣也很不活躍的貧雇農一下子站到政治的台前,特別是在祖輩的鄉裏鄉親麵前撕破臉皮開展鬥爭,仍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所以,就像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一樣,那些帶有流氓習氣,或者見過世麵,自身又一無所有的“勇敢分子”再次起到了“革命先鋒”的作用,太行老區有的新農會或者貧農團的宣誓居然有這樣的詞句:“不能下軟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要上一齊上”“保守秘密”……幾乎與民國幫會的誓詞差不多。早在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運動中,地方黨的負責人就發現,即使是農民積極分子,也有約三分之一的人不敢講話,“敢講話敢鬥爭的約有三分之一,多半是走南闖北當小商販敢說敢道的人或者有點流氓習氣的人”。到了土改階段這種現象更嚴重,領導土改的上級甚至公開考慮如何利用流氓的問題。有時,土改工作隊為了發動起激烈的鬥爭,還利用各村之間互相鬥的辦法。既然同村人抹不開臉麵,讓別村的人來摻和一下,往往會打開局麵,當時叫“聯合鬥爭”,當然更簡單一點的辦法是將各村的積極分子互相調換,也同樣可以收到效果。即使現在進行的社會調查,仍然可以聽見村民對於此事的記憶,來自冀東歸遠縣東村的一位老人是這樣說的:“鄭各莊姓方的他們狠,他那時到這兒當頭了,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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