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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越窮越吃香嘛，饑荒得上午沒飯吃了，後晌再要去，這樣的話才吃香。就他下命令，生用烙鐵烙（鬥爭對象）。”
然而，“勇敢分子”之所以勇敢，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較少牽掛，更由於他們將土改看成了發橫財的好機會，一時間，土改運動中人們挖地主浮財的積極性相當高，甚至高過了分配土地。濫用私刑，拷打致死的現象，多出於逼索浮財之時，而且最在意的就是地主的金銀首飾、銀元和金條。在一向貧窮的太行山區，居然有的人在一個地主身上起出了一副銀鐲子，就幻想著在所有鬥爭對象身上都能起出銀鐲子。當然，這種拚命挖浮財的衝動，並非共產黨土改的初衷，其實也不是本分農民的所願（他們更樂意要的是土地、耕畜和生產工具）。然而，恰是這種衝動才拉動了大麵積的土地改革。
在“五四指示”以後的土改中，鄉村的權力更迭依然在繼續，而且呈現出混亂的局麵，新上台的人們並不一定擁有政權的名義，往往隻是工作隊在後麵撐腰。最關鍵的鄉村武裝的地位很是微妙，常常是處於某種與政權遊離的狀態，晉察冀的一份黨的文件指出，“民兵建設是群眾組織建設的基本內容之一。沒有大量的民兵，群眾翻身果實會受到嚴重的威脅。因此，在運動的過程中，特別在自衛戰爭緊張的目前，必須引導群眾了解武裝之重要，自覺參加民兵掌握武器。邊地民兵目前必須注意整頓與掌握。尤其是幹部和拿槍的必須是在翻身運動中經過考驗的分子”。事實上，掌握了基幹民兵的貧農團，才能抓人和捕人，組織起群眾大會，進而製造出緊張而森嚴的氣氛。民兵尤其是有槍的民兵，必須是翻身農民，即土改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說他們絕不可能反對土改，原則上他們隻聽黨的話，無論村裏的執政者換了誰，隻要他們有黨的認可，民兵們就會替他們公幹。鬥地主富農自不在話下，原來的村幹部靠邊時他們會抓這些幹部，等到糾正時，他們又會去捉新貴受罰。當然有時候究竟誰是黨的體現者會出現某些含糊，來自工作隊和縣裏的指示也可能會有衝突，這時就要看民兵自己到底跟誰更親和一點了，民兵隊長在村裏肯定有相當大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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