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1/2)

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經過了多少次的改朝換代，即使在一朝之內，土地權的變更也不知有過多少回，也有過“授田”和“均田”的種種做法，但唯有這次暴力性的土地改革才具有真正的翻天覆地的意義。農村古老的社會權力結構，經過這場變動被全部顛倒了過來，沒有人再可以憑借土地財富和對典籍文化的熟悉獲得威權，原來的鄉村精英幾乎全盤瓦解，落到了社會最底層，從前所有的文化、能力、財富以及宗族等資源統統不算數了，社會價值整個顛倒了過來，土地改革第一次顛覆了中國農村的千年老理，在社會被按照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和雇農的身份標簽重新排列之後，舊秩序完全服從了新秩序，新秩序自有新秩序的規矩，貧窮成了最大的資本，而敢於鬥爭則是最大的能力，有了這兩樣東西，就有可能一躍進入鄉村世界權力中心。雖然，在運動的熱潮過去以後，原先世界的那種能力、文化水平等因素還會起作用，真正的毫無本事的人也有可能被淘汰下來，但前提卻不能變——必須擁有出身貧苦的資本。我的一位學生對他家鄉山東汶上縣孫村的調查很有意思，他介紹說孫村有孫張兩姓，以孫姓為主，約占人口的五分之四，而張姓則是孫姓富戶的傭戶和佃農。孫姓又分成老五元和老三元兩大分支和少數旁係，在新中國成立前由於老五元出去讀書和做官的人多，因此勢力最大，其次為老三元，村政權基本上由老五元把持，老三元可以沾一點餘瀝，然而自從1948年土改以後，情勢倒了過來，農會主席和主要的委員都變成了張姓人，隻有孫姓的旁支還能沾點邊，老三元隻有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而老五元則一個進入權力結構中的都沒有。孫村的情況實際上就是全國農村的寫照。隻是令當時所有人，尤其是投降的地主富農想不到的是，土改作為一種革命的記憶被保存了下來，貧雇農和地主富農的身份居然如此長久地保持了下去，成為官方劃定社會地位的主要依據，而原來的地主富農經過五年自己勞動以後，就可以變成農民身份的規定，再也沒有人提了。

如果說，社會等級的顛倒並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全部，因為事實上自軍閥時代開始，已經不斷有邊緣人通過非常的途徑上升到了權力中心，那麽，我們在大規模的土改中會發現，不僅原有的社會階梯被顛倒，農村傳統的文化網絡到了這個時候也開始全盤瓦解。那些曾經遍布城鄉的各種宗教性的會道門，先是經濟基礎受到了衝擊，進而在土改運動的伴生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先後被視為反革命迷信組織被取締和鎮壓。而那些民間的花會、香會等民間社團也在土改運動的深人中土崩瓦解，各種社頭與會首，由於擁有一定的經濟力量和非革命的權力係統，很自然地受到了打擊，沒有受到打擊的，也融進了革命的係統。太行山區的農村原來有融娛樂、祭神和互助性質為一體的“社”，土改一深入，大小的社頭們就都受到了衝擊，當工作隊引導農民討論該不該取締這些“社”的時候，有的人說：“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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