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構建共和國經濟的主要奠基人(3/6)

禹治水的傳說能世代相傳正是反映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同自然界災害鬥 爭的成功經驗。治水同發展經濟、同社會穩定、同人民生活改善有著極其密切的聯係，絕不 能掉以輕心。周恩來從我國實際出發、牢記曆史經驗，把治水放在治國這個大局中極其重要的地位，這個指導思想十分正確，而且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其次，製定治水的科學指導方針。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勻的，河流輸送的徑流量也是不均衡的。每條大江大河在千百年的流淌中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對人類生活發生的利與害也是各不相同的，這些在全球都是 如此。周恩來深知治水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因此，他要求水利工作者麵對每條大江大河的治 理，必須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縝密從事，萬無一失，兢兢業業，為民造福。 1964 年 12 月 18 日，他在治理黃河會議上講話中指出：“任何經濟建設總會有些未被認識的 規律和未被認識的領域，這是恩格斯說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必須不斷地去 認識，認識了一個，解決一個，還有新的未被認識。自然界中未被認識的事物多過人們已經 認識了的。”周恩來以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觀點教誨水利工作者，堅持從實際出發，要努力認 識水利建設的客觀規律，並按照其要求來改造自然，造福人類。

周恩來從我國的氣候條件、水資源布局等實際情況出發，自古以來，旱則赤地千裏，河 流幹涸，澇則洪水泛濫，一片汪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飽受水患之苦。自 1950 年發生淮河 水災之後，毛澤東發出了要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恩來借鑒我國古代治水中堵水與疏導的成敗 經驗，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點，在 1950 年 11 月 3 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原則：“統籌兼顧， 標本兼施。”其理由：一是根治淮河工程巨大，一下子做不出根治的計劃，因淮河的水文沒 有很好的曆史記載，製定根治方案有困難；二是淮河不能不治，因為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 幹旱，本身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水的流動又慢，因此調節水量很重要。統籌兼顧，標本 兼施，即要治標又治本。周恩來說明：“治淮總的方向是：上遊蓄水，中遊蓄泄並重，下遊 以泄水為主。從水量的處理來說，主要還是泄水，以泄洪入海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來。” 這個治淮原則，準確地表達了治水中處理蓄與泄的辯證關係。“蓄泄兼籌”和“標本兼施” 的治淮原則不僅適用於淮河，同樣適用於治理其他河流，這個原則被水利部和廣大水利工作 者所接受和理解，也為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所讚許。

但是，1957 年以後，由於“左”的思想不斷膨脹，對“蓄泄兼籌”“標本兼施”的正確 方針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個別地方領導提出“蓄、小、群”的“三主”方針（即蓄水為主、 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武斷地認為這才是治水唯一的正確方針。要在全國推行。甚至 對堅持“蓄泄兼籌”和“標本兼施”方針所製定的治淮計劃，扣上“排、大、國”（排水為 主、大型為主、國家舉辦為主）的帽子。在“大躍進”運動期間，一度錯誤地實施了那個“蓄 小群”的錯誤方針，在淮北平原、冀魯豫平原，片麵強調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層層 堵水，造成了嚴重的澇堿災害和地區間的水利糾紛。這些失誤在 1962 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 議後，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經過水利部和有關省委進行調查研究、現場查勘，聽取幹部和 群眾的意見，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分析和澄清那些違反科學的水利措施，這樣才逐步糾 正前一段水利工作瞎指揮的錯誤，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的道路。在水利建設的實踐中，進一 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不斷克服以蓄為主的片麵性，水利部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水利 工作方針，建議為“大寨精神，小型為主，全麵配套，加強管理”，周恩來肯定這一方針， 並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為農業增產服務”。這個方針在 1965 年 9 月的全國水利會議上討 論通過，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大家簡稱為通俗易懂的“大、小、全、管、好”的“三 五”方針。到此，大家以為，今後可以按照“三五”方針一心一意搞好水利建設，不再糾纏 於“三主”方針的論爭了。但卻並非如此，“文革”爆發後，蓄泄之爭又重新被挑動起來， 甚至認為“三五”方針是對抗“三主”方針的，要求恢複“三主”方針。周恩來總理指示當 時水利部軍管會的同誌：“這個問題很複雜，不要展開辯論了。”隨後，1970 年召開全國計 劃會議討論第四個五年計劃文件時，周恩來總理將“蓄、小、群”的三主方針，改提為“小 型為主、配套為主、社隊自辦為主”。這個文件報經毛澤東主席批準後，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下來。無數的水利建設實踐的成功經驗反複證明了“統籌兼顧，標本兼施”“蓄泄兼籌”的方針是正確治水的方針。 再次，指揮治水，抓得很緊，抓得很細。

長期擔任水利部長的錢正英回顧周總理治水的業績時寫道：“敬愛的周總理在任的 27 年中，他親自領導我國的水利事業，指揮我們治水。他的足跡，遍及我國的江河。每一個時 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總理親自主持審定。在‘文革’前， 每年製定經濟發展計劃時，他都要另外安排時間，聽取水利工作的匯報。他說：‘水利計劃 很複雜，要專門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樣艱難的歲月，許多重大的水利水電工程，在總 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時做出正確決策。由於他的領導和支持，我們才有條件克服各種幹 擾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誤。現在，我國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備一定標準的防洪體係， 灌溉麵積從解放初的兩億多畝發展到 7 億畝，水力發電從解放初的 16.3 萬千瓦發展到 2700 多萬千瓦，機電排灌設備從解放初的 9 萬多馬力發展到 8000 多萬馬力。可以說，江河麵貌 和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改觀。”這是真實而全麵的概括。

周恩來親自指揮治水，抓得很緊，抓得很細，這是長期在水利戰線工作的幹部群眾的共 同感受。不論是在 50 年代前期抓治理淮河，製定興修荊江分洪工程、興修官廳水庫，興修 引黃濟衛工程的決策，50 年代後期領導研究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壩址、三門峽水利設施方 案、密雲水庫壩址和設計方案；還是在 60 年代領導製定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 方抗旱等重大工程，70 年代為葛洲壩工程的修建及其領導機構、設計方案等作出一係列重 要決策，周恩來都是深入現場勘察，研究曆史資料，認真聽取中外專家們反複的論證，仔細 地研究每項工程的各個環節，協調工程所涉及的地區和部門的關係，精心組織實施每項水利 工程方案每個階段的任務直到工程的全部竣工。總之，周恩來對待水利建設的重大工程和重 大難題，以及難以解決的水利糾紛，都是抓得很緊，抓得很細，這是對人民高度負責精神的 生動體現，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光大。

四、精心組織工業建設

在我國開始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的 1953 年，周恩來對我國的工業基礎作過清醒的估 計，他說：“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們 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重工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我們雖然 還有一點重工業的底子，但是作為工業化的基礎，是很不夠的。”後來，在 1956 年 11 月中 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 業體係，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麵對這個曆 史性的任務周恩來明確指出：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完全新的課題，我們必須一麵工作，一麵 學習”。這個要求，不僅是對廣大幹部和群眾而言，同時也是他對自己提出的。26 年來，他 本著一麵工作，一麵學習的態度，精心地領導和組織了我國全麵的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留 下了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第一，他本著實事求是原則，指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製定和實施。周恩來將主要 精力用於抓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方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國民經濟，這直接影響到中國工業 化進程的大事。當然製訂長期計劃都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在經濟計劃戰線全體同誌的共同努 力下進行的。但對每一個五年計劃、每一個年度計劃都是周恩來親自主持，嘔心瀝血，傾注 了他的精力和生命，這是有目共睹、眾所周知的事實。從第一至第四個五年計劃的草擬到審 議，都是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他精心設計，周密部署，一絲不苟。從指導思想、發展速度、 建設規模、地區分布、投資總額、技術措施、物資保證等諸方麵都是極其審慎從事，作出了 自己獨特的貢獻。周恩來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 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他自己是這樣身體力行，也要求高級幹部應以兢兢 業業的精神做好經濟工作。

大家公認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成功的。這個計劃是從 1952 年秋周恩來訪蘇時便開始著手 的。他向蘇聯政府介紹我國經濟狀況，提出了希望蘇方援助的具體要求。經過雙方談判，達 成協定的第一批援助項目是 90 項，第二批 51 項。後來又對一些進行調整合並，追加了一些 新項目，共計 156 項，折合 19 億美元，加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 7.3 億美元，總共 26.3 億 美元。這就成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工業骨幹項目。中蘇協定中每個項目的變更，追加， 都是經過周恩來親自審定的。“一五”計劃 1955 年春經全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