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周恩來經濟思想研究述評(3/6)

的論述。他們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中, 一些同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人口急速增長,人民的吃 飯、教育、就業等問題,今天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最急迫的問題之一。周恩來 早在 1953 年就注意到人口增長對於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指出必須注意農業和輕工業的發 展以適應今後人口增長的需要。1956 年在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又提出了節育問題, 並把它作為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項重要措施。當時,馬寅初、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了計劃生育、節製人口增長的主張,不久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周恩來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分 析,認為人既是勞動者,又是消費者,而且首先是個消費者。人從生下來直到成年能為社會 勞動力以前,要吃、穿、住、行,要消費各種生活必需資料,然後才能成為勞動者。而且從 我國具體情況來看,一是人口多,二是生產和生活水平低,城鄉工農業生產容納不下過多的 勞動力資源。因此,人口過多對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是利少弊多。在製定 1957 年 經濟計劃時,周恩來力排眾議,指出人口多在中國確實是個問題。每年人口增長 2.5%,給 國家建設帶來了難以解決的困難。土改時全國農村每人平均 3 畝地,現在隻有 2.8 畝了。他 頂著當時批判的壓力,肯定了馬寅初、邵力子先生關於控製人口的合理建議,可惜,他沒能 挽住對馬寅初錯誤批判的狂瀾。後來,他仍不斷地耐心地提醒和教育全黨注意人口問題,作 過許多遠見卓識的教誨,就是在十年動亂的日子裏,他還一再呼籲全黨注意計劃生育工作, 要求在 20 世紀內把我國人口純增率壓到 1%。但是,經過林彪、“四人幫”十年的破壞,周 恩來的設想沒能實現。周恩來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了生產發展、人口增長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辯證關係,始終把人口問題作為發展生產和提高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就是說,人口的多少不但直接影響著一定時期內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資料的分配和消費, 而且勞動者的數量對社會生產的水平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如果勞動力的數量超過了社 會勞動手段和生產發展所能容納的程度,那麽,過多的人口即使作為勞動力,也會造成社會生產的負擔。同時,人口過多還會妨礙勞動者對科學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不利於生產 發展。所以,周恩來在 1965 年計劃工作會議上,提出把控製人口的增長作為社會主義生產 的一項基本原則,指出:過去我們說,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現在我看 還要加一句,要在增加生產、計劃生育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建 設的實踐和理論的重要貢獻,也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重要課題。


七、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原則 對於周恩來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研究,近年來受到關注。由於材料所限,還不可能比較深入係統地展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在劉德軍、陸建洪著《周恩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設 專章進行論述,還有劉焱、楊大釗著《周恩來與毛澤東思想》設專題進行論述,此外,在許 滌新等論文、林菊芬、徐洪的論文中也作了論述。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五個方麵:


(一)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性與方針 劉德軍等認為,“周恩來首先從建設社會主義,富裕人民生活的高度指出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他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其目的就是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要人民生活 富裕起來”,“其次,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改革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 他指出,我們中國要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生產發展。而要工業化,就得首先在 農業上實行改革。通過改革,農民得到了解放,才能使農業經濟得到發展,才能有工業發展 的基礎,從而才會有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他特別強調,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走這 條路才能工業化、現代化。”作者還指出,周恩來認為,改革必須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 才使改革獲得成功,才會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二)社會主義所有製形式的改革與完善 周恩來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活一點有好處。”


對這個問題,劉武生、徐洪、林菊芬、劉德軍、劉焱等發表的論著都作了比較係統的闡述。 主要論點有:(1)周恩來認識到經濟組織形式求大貪公,與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滿足人民 生活的客觀需要不相適應。(2)他主張允許作為公有製經濟補充形式的私有經濟的存在,工 農商學兵,除了兵以外,各行各業都可以允許有一些私營的。(3)普遍認為,周恩來在我國 剛步入社會主義社會之際,從本國國情出發,在所有製結構方麵提出保留一點私營成分有利 搞活經濟的主張,這是十分可貴的。但是,在“左”的思潮的泛濫下,周恩來這一正確思想 未能切實得到貫徹。隻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擺脫了“左”的思想束縛,在鄧小平建設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這一主張才能得以付諸實施。


(三)社會主義管理體製的改革 研究者認為,周恩來是我黨較早認識到我國管理體製過分集權問題的領導人之一。所以,在 50 年代中葉便對中央集權過多的弊端作過深刻的批評。劉德軍、陸建洪著《周恩來的社 會主義建設思想》指出:中央集權過多,容易養成官僚主義,不利於生產力發展。周恩來曾 說:“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不能光靠集權。因為集權太多,很容易養成官僚主義。蘇聯近二 十年由於過分集權於中央,進一步集權於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就比應有的少了。”曹 應旺在《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思想研究》一文中指出,周恩來認為,管理體製怎樣才恰當, 應從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來考慮,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光靠集權,集權過多就容易犯主觀主 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問題。


現有論著中,對周恩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觀點主要有:(1)周恩來提出了中央與地方 分權的方針和原則:“全麵規劃,加強領導;統一計劃,分工合作;因地製宜,因事製宜。” 改革作製的範圍和實施程序是:“全麵改進,逐步實現”。具體來說:第一,要從計劃、財政、 企業、事業、基本建設、政法、編製等體製上,解決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問題。第二,由於中 央與地方分權涉及麵廣,情況複雜,沒有經驗,因而我們提出的措施和辦法不會十全十美, 也會發生偏差,所以,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急躁冒進,也不要右傾保守,要逐步實現,不要求一步登天。(2)50 年代中葉,周恩來特別重視調動企業生產單位的積極性。提出,搞社 會主義工業必須民主和集中的結合,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必須給每一個生產單位以一定的自 治權利,在用人權力、用款權限上要給企業一定的機動範圍。到了 60 年代周恩來又進一步 提出:不能用行政手段把企業管死,進一步擴大企業權限。他還主張企業按專業化生產,企 業間實行分工協作。他說,工廠搞大而全,生產數量越來越大,產品的品種則愈來愈少,產 品的質量愈來愈差,這是不利於新技術的發展的。(3)周恩來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後, 社會主義經濟已在我國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條件下,要更好地利用市場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調 節生產和流通的問題,以滿足人民多種多樣的生活需要。周恩來對有些地區為了本地落後生 產而采取不讓外地產品運進來的“門羅主義”政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周恩來主張應該利 用市場、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使落後趕上先進。同時主張在流通方麵,采取一些靈活政策, 如在國家統一市場領導下,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在一定範圍內實行產品的自產自銷;對某 些日用工業品推行選購辦法;對所有商品實行按質分等論價辦法,等等。可惜,這些設想和 措施,後來都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4)周恩來在 60 年代提出用托拉斯的經濟組織形式代替 管理經濟的行政組織。他指出:要按經濟的辦法,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來辦托拉斯。公司、 企業的職能要逐步擴大,行政部門的職能要逐步縮小並逐步轉化為經濟的職能。同時,隨著 托拉斯職能的擴大,部的機構就要縮小、行政部門隻留下少數人就夠了。將來地方上同托拉 斯的關係也由行政關係為主轉化為經濟關係為主。周恩來和劉少奇主張辦托拉斯的思想和試 點盡管實施的時間非常短暫,但是,它已經顯示出其生產組織管理的優越性,對當今的經濟 管理體製改革有重要的借鑒意義。(5)周恩來主張吸取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長處,改革行政 管理中官僚主義的弊病。周恩來說過:現在我們經濟管理機構越來越龐大,官僚主義越來越 發展,要對目前的官僚主義來個革命,吸取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長處,用社會主義經濟革命 的辦法來發展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生產力。


(四)社會主義分配製度的改革 劉德軍、徐洪等的論著中,對周恩來關於我國分配製度問題作了較多的闡述,主要論點有:(1)周恩來一貫反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是一種鼓勵落後、阻礙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思 想,同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製度毫無共同之處。平均主義妨礙職工學習技術和提高勞 動生產率的積極性,對於發展經濟建設很有害,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平均主義。周恩來對 1958 年出現的“共產風”和所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等口號表示否定。(2)周恩來 提出了應建立新的獎金製度、升級製度及擴大完善計件工資製等辦法來克服在職工和知識分 子方麵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過農民不讚成供給製。可考慮實行包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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