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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和剝削中完全解放出來。因此，領導新解放區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製，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
我們要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在曆史上是沒有過的，是一場很激烈的鬥爭。北方的土改是在國內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的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要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地主的叫嚷顯得特別尖銳，民族資產階級又與土地問題有密切的聯係，因而社會的震動也顯得特別重大。為了順利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在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正確對待富農的策略問題。
1950年3月12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中南局並華東局、華南分局、西南局和西北局的通知中，又提出在今冬開始的南方幾省及西北某些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的決策。這樣，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防止亂打亂殺，避免發生“左”的偏向，有利於穩定民族資產階級，減少社會的大震動，使我們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因為戰爭已經在大陸上基本結束，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我們對待富農的政策應有所改變，即由征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以利於早日恢複農村生產，又利於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和保護小土地出租者。”在這次全會上，通過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地改革的決議。接著，中共中央還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經會議同意後又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正式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並於1950年6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公布實施。此外，中央人民政府還先後頒布了《農民協會組織條例》、《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等重要文件。這些文件明確規定了土地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次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方針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
毛澤東說：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曆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什麽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麵，他就是革命派，什麽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麵，他就是反革命派。他號召大家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他特別強調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依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應依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階級應當積極地幫助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應當讚助這種改革，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更應當采取支持態度。
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建國初期，各個新解放區開展清匪反霸、減租減息運動。經過半年多的鬥爭，基本肅清匪患，收繳地主武裝，摧垮保甲製度，削弱了整個地主階級，農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有了提高，一批先進的骨幹分子迅速成長，並開始掌握了農村基層政權。
這一切，都為新解放區全麵地開展土地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全國分三批進行土地改革。第一批，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1.2億多農業人口地區進行；第二批，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又在1.1億農業人口地區展開；第三批，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3千多萬農業人口地區進行。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約2千萬人口）的土地改革，根據實際情況，給予充分的準備和更多的時間。
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地區，普遍采取“典型試驗，重點突破，由點到麵，點麵結合，穩步開展”的工作方針。每一批的土改工作，大體都經曆這樣幾個階段，即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和分配土地，複查總結。這個過程，也就是農民階級同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鬥爭過程，是推翻封建主義壓迫和剝削製度的過程。由於各地區堅決執行黨中央所規定的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認真地貫徹有領導地發動群眾的方針，做到了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相結合，並且建立城市和農村最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從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階級，團結了廣大群眾，使我們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土地改革這個偉大的曆史任務。
全國土地改革的勝利，使我國，特別是農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土地改革中獲得經濟利益的農民占全國農業人口的60-77%，連同老解放區，全國約4億農民獲得了約7億畝的土地和其他大批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達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苛重地租；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廣大農村普遍開展大規模的愛國增產競賽活動，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並且從各方麵有效地支援了當時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據統計，1952年，糧食產量為1.6392億噸，比1949年增加4974萬噸，年產量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棉花產量，1952年為130.4萬噸，比1949年增加86萬噸，比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增長一半以上。土地改革的勝利，廣大農民的覺悟大大提高，成為農村人民政權的支柱，鞏固了工農聯盟。同時，促進了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總之，土地改革的完成為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必要的條件。
(三)穩定物價，統一財政經濟
新中國成立時，整個國民經濟破爛不堪，幾乎陷於癱瘓的局麵。最突出的困難是物價持續波動，通貨膨脹異常嚴重。從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連續發生4次大幅度的物價波動。第一次從1949年5月至6月上旬，以京滬為中心的“銀幣大戰”；第二次從1949年7月至11月間，以滬津為先導，華中、西北跟進、波及全國，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物價上漲風，整個物價，每天要上漲10-30%；第三次在1950年春節前後的“糧棉大戰”；第四次1950年5月繼續穩定金融物價的鬥爭。
造成全國物價持續大波動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國民黨反動派遺留下來的曆史因素繼續發生作用。1950年4月劉少奇曾說：“由於過去十二年來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影響所造成的某些經濟事業的虛假的表麵的繁榮狀態，遇到了今天物價趨向穩定的局麵，也發生了暫時的貨物滯銷、生產縮減的困難。”“中國的金融物價也是十二年來沒有穩定過的，人民必須在通貨膨脹的損失中付出巨額的資金。”二是財政上入不敷出，人民幣發行過量。新中國成立前後，麵臨巨額的軍費支出和數百萬公職人員生活以及失業救濟；麵臨國民經濟全麵恢複所需的投資，而我們所擁有的物資、黃金儲備量極為單薄，在這種情況下，過量發行人民幣，勢必造成物價波動。三是大批私人投機資本的存在和搗亂，這也是導致物價持續波動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們並沒有被這樣嚴峻的局勢所嚇倒。毛澤東在1949年12月2日堅定地指出：“我們的情況概括地說來就是：有困難的，有辦法的，有希望的。我們的經濟事業在三、五年的時間內就可以完全恢複。”
穩定物價是新生的人民政權麵臨的最緊迫的任務之一。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央人民政府為穩定物價、打擊投機活動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使物價在一定幅度內波動，避免了惡性的通貨膨脹。
首先，加強金銀外幣的管理。一方麵，我們公布了金銀外幣管理辦法，宣布禁止金銀外幣自由流通，由中國人民銀行掛牌收兌；另一方麵，我們取締非法的金銀投機活動和機構，查封金銀外幣投機大本營“證券大樓”，取締專門經營高利貸的“地下錢莊”，並將操縱市場，破壞金融的首惡分子逮捕法辦。此外，還加強對私營金融機構的管理。經過實行這些措施，基本上製止了金銀外幣投機活動，私營銀行、錢莊業務也基本上納入國家銀行的控製之下。
其次，加強市場管理和物價管理。我們公布工商業登記辦法，普遍進行登記，未經核準的不準開業；嚴格市場管理，建立交易所，主要的物資集中交易。加強管理采購，把大量物資的采購置於國家監督之下，運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場價格，保護國營牌價不受私營經濟的破壞，成為市場的領導價格；對沒有牌價的商品則采取議價、核價製度；對少數破壞、搗亂市場的投機分子，依法製裁，取締投機活動，保護正當的私營工商業。
再次，運用經濟力量穩定物價和打擊投機資本。我們在全國範圍內，調劑糧食、棉紗等主要物資，有組織地進行集中拋售，給投機資本以殲滅性的打擊。在陳雲的親自主持下，我們在全國加強對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的收購和調運工作，迅速聚集了大批物資，主要是糧食、棉紗、棉布、煤炭和食鹽等，經過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準備，各大城市統一行動，趁市場物價上漲時即大量拋售。如1949年12月25日，在沈陽、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同時大量拋售調集的物資，使投機資本家措手不及，難以招架，受到致命的打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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