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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5%的建議。隨後，周恩來親自主持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研究壓縮指標和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重點抓住基本建設的投資和項目、生產雙輪雙鏵犁的指標、物資供應等問題。6月間，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半年來由於冒進所引起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的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了經濟工作中冒進的情況，提出繼續削減開支，壓縮基本建設的意見。據此，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的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基本建設應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1956年6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反冒進”的口號。要求堅決削減收入和支出都訂得過高的國家預算，一律按5%削減。他還指出：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應該反對。即將召開的一屆三次人代會上要在兩條戰線開展鬥爭，要求參加會議的政府部門負責同誌注意這一點。接著，6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根據黨中央的意見，國務院在周恩來主持下，向大會提出了幾個經濟工作的報告。這些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提出了克服經濟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會上，一些部長的發言，具體列舉了本部門工作中急躁冒進的種種表現，提出了糾正的措施，代表們提出了許多批評和建議。普遍認為，糾正經濟建設中急躁冒進的傾向是當務之急。這次會議，對動員全國人民重視糾正急躁冒進傾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這次人大會議的精神，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重要社論，對從思想上提高全黨正確認識糾正急躁冒進的偏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基於上述的認識，國務院對1956年度的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進行壓縮。將原定的工業總產值增長21.7%，減為增長19.7%，糧食由增長9.1%，減為8.4%，棉花由增長18%，減為17.1%，基本建設投資由180億元壓縮為140億元。經過上述一係列工作，急躁冒進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及時得到了糾正，沒有讓它盲目發展，減少了不必要的損失。這次反冒進的經驗，直接指導了調整195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使這一年經濟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
實行糧食、紗布和食油的統購統銷是貫徹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方麵，它有效地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又推動了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我黨在經濟戰線上繼統一財政經濟、穩定物價之後第二次大的“戰役”。
建國後，由於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從封建土地所有製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所以，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的恢複和發展。連續三年獲得豐收，糧食生產超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我國糧食貿易由解放前的大量進口，轉變為停止進口並可以少量出口，同時保持了國內糧食市場的基本穩定。
1953年開始，我們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麵臨許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困難是糧食問題。
當時糧食困難的基本原因就在於，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必然出現我國城鎮人口大幅度增加，1950年城鎮人口6169萬人，1953年達到7826萬人，短短3年，增加1657萬人。因而，對商品糧的需求量猛增。還要看到，農民改善生活，用糧也多了，商品糧的數量便減少了。當時，存在著糧食自由市場和糧食投機商人，有很大部分的糧食掌握在私商手中，他們乘機搗亂，糧食市場處於無計劃狀態。國家收購糧食計劃難以完成，國家掌握糧食的主動權還很有限度，糧食購銷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糧食收少賣多的情況到了1952年11月以後明顯地表現出來。據統計，1952年國家征購糧食共665億多斤，扣除返舷重的不平衡。糧食收少賣多的情況到了1952年11月以後明顯地表現出來。據統計，1952年國家征購糧食共665億多斤，扣除返銷部分，隻有536億斤，遠遠不能滿足城鎮人口和工業用糧的需要。按當時的情況來看，國家擔負供應糧食的任務，每年必須掌握有700億斤商品糧，才能有效地控製糧食市場，滿足人民生活和工業建設的需要。糧食購銷差額如此之大，必然引起了一係列的問題，不少地方已開始發生混亂，特別是受災地區和糧食脫銷的城鎮，糧食投機商肆意搶購和抬價，這些情況說明了糧食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糧食購銷之間的嚴重不平衡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國家大規模建設同落後的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國營經濟領導同農民自發勢力與資產階級反限製的立場之間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如果不從根本上找出解決辦法，那麽從糧食問題開始，不可避免出現混亂的局麵，以至牽動全麵的物價波動，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建設計劃。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保持糧食購銷平衡，保障市場和物價的穩定，保證對城市人民的供應和支援工業建設。因此，陳雲在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解決糧食問題的8種方案，逐個加以比較、權衡利弊得失，最後下很大決心向中央提出建議：一定要采取徹底的辦法解決問題，即對農民實行糧食征購，對城鎮消費者實行糧食配售。一句話，就是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一重大決策，立即得到周恩來、鄧小平等同誌的大力支持，並獲得毛澤東的讚許。接著，1953年10月召開了全國糧食會議，陳雲在會上作《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報告。他尖銳指出：“現在，全國糧食問題很嚴重，如果不采取適當的辦法加以解決，還要更加嚴重。”他還形象地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麵是‘黑色炸藥’，後麵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被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夥。”他深刻地指出：“在糧食問題上，有四種關係要處理好。這就是：國家跟農民的關係；國家跟消費者的關係；國家跟商人的關係；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關係。這四種關係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的又是第一種。處理好了第一種關係，天下事就好辦了。”他具體地列舉了解決糧食問題的8種辦法：又征又配。隻征不配。隻配不征。原封不動。“臨渴掘井”。動員認購。合同預購。各行其是。說明利弊之後肯定地說：“上麵這些辦法，看來隻能實行第一種，又征又配，就是農村征購，城市配給。其他的辦法都不可行。”在報告中，陳雲還提出了關於征購的時間、數量和辦法，關於在城市定量配給的問題，關於嚴格管製私商，關於調整內部關係問題等方麵的具體意見。隨後，在1952年10月16日中央正式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並迅速發至城市區委和縣委，登在黨刊，要求全黨認真執行。
黨中央《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是做好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一個指導性的文件。《決議》明確指出：“糧食問題不是采取枝節的辦法所能解決的，而從根本上找出辦法來解決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成為全黨當前極端迫切的任務。”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決議》規定必須在全國範圍內，采取如下的措施：(1)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的政策；(2)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簡稱統銷）的政策，亦即是實行適量的糧食定量配售的政策；(3)實行由國家嚴格控製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實行嚴格的管製，並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的政策；(4)實行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上述四項政策是互相關聯的，缺一不可。《決議》還說明，“實行上述政策，不但在現在的條件下可以妥善地解決糧食供求的矛盾；而且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必須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它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門。”
接著，同年11月22日，政務院發布《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向全國人民宣布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及具體辦法。《命令》規定：農民除了繳納公糧外，凡餘糧戶（缺糧戶和不餘不缺糧戶不在內）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合理價格將一定數量的餘糧賣給國家，不許私營糧商再向農民買糧食；國家按時賣給城市居民和農村缺食戶所必需的糧食，不準任何人囤積居奇，不準奸商投機倒把，剝削人民。在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同時，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國家開始對油料和食用油實行計劃收購，並在城市、工礦實行食油計劃供應。1954年9月14日，政務院發布了《關於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關於實行棉花計劃收購的命令》。國家對棉花和棉布也實行了計劃收購和供應。
為了做好糧食、棉花、油料等統購統銷工作，從1953年冬開始，各地抽調大批得力的幹部到農村去，在宣傳、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做好統購統銷工作。首先，向廣大農民和農村幹部講明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的重大意義，激發廣大群眾幹部的愛國熱情和社會主義積極性，具體說明實行統購統銷的各項規定和辦法，解答群眾各種疑問。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廣大農村出現了一個售糧熱潮，廣大農民把成千上萬斤糧食賣給國家，作為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的愛國的光榮行動。
毛澤東說過：“統購統銷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在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的過程中，充滿著複雜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借口糧食問題製造混亂，散布謠言，擾亂市場，甚至煽動群眾製造鬧糧騷動事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對糧食統購有很大的抵觸情緒，不願將餘糧賣給國家。黨和人民政府堅決執行統購統銷政策，運用政權力量和法律手段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加強宣傳統購統銷政策，使廣大幹部群眾自覺執行統購統銷政策，同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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