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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批判，因此，這次體製改革的盲目性很大，造成了生產經營管理更加混亂的狀況，經濟效益每況愈下，效果是不好的，教訓是深刻的。
經過以上所實行的工作措施，工農業生產有較大的發展，實現了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規定的任務，也基本上完成或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137億元，比上年增長25.7%；其中農業總產值716億元，比上年增長11.5%；工業總產值2421億元，比上年增長30.7%。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普遍大幅度增長。糧食產量4799.1億斤，比上年增長13.7%；棉花4554萬擔，比上年增長33.5%；煤3.54億噸，比上年增長33.1%；原油3065萬噸，比上年增長41%；發電量1159億度，比上年增長23.3%。大部分工農業產品產量達到或超過1966年的水平。國民經濟各個方麵相應都有很大的發展。鐵路運輸量6.8132億噸，比上年增長28.2%。社會商品零售總額858億元，比上年增長7,1%。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12.9億元，比上年增長5.5%。全年財政總收入為662.9億元，總支出為649.4億元，盈餘13.5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高達294.99億元，比上年增長58.8%，其中國家投資255.17億元，比上年增長53.3%；地方自籌基建投資39.82億元，比上年增長1倍多。上述各項經濟指標基本上達到或超過了第三個5年計劃的任務。
在這5年的動亂中，能夠完成第三個五年計劃主要是由於原定的計劃指標增長幅度有限，留有較大的餘地；又由於60年代前期進行了全麵的調整國民經濟，為實施第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由於周恩來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和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努力奮鬥，所以能夠在極不尋常的條件下，推動了國民經濟建設的新發展。
應該指出，1970年經濟建設是在不可能擺脫“左”傾錯誤的統治地位的曆史條件下進行的；還加上林彪、江青一夥的幹擾破壞，因此。急於求成、盲目冒進的傾向相當嚴重。1970年固定資產投資過度膨脹，是建國以來三次經濟上大起大落的其中之一。1970年計劃安排的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為228億元，比上年增長47%，在執行中兩次追加投資50.3億元。到年底，國家預算內投資實際完成255.17億元，加上地方自籌資金39.82億元，全年基本建設投資實際完成總數達294.99億元，比上年增加109.34億元。全年施工項目達1409個，比原計劃1113個，增加296個，全部建成投產隻有235個，投產率隻達16.7%，可見效率不高。由於基建規模加大，相應國民收入積累率猛增，由上年的23.2%，增長到32.9%；相應大大增加職工人數，由上年的1630萬人增加到1959萬人；相應造成了鋼材、木材、水泥的緊張，隻好采取增加進口，動用國家儲備等辦法來彌補“缺口”。造成這一年基建攤子鋪得過大，同加快內地建設，加強戰備是分不開的。與此同時，這一年工業生產各項指標是定得比較高的，特別是鋼產量，重工業上得過快，基本建設大膨脹，勢必擠了農業、輕工業，擠了人民生活，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重犯“大躍進”的“左”傾冒進的錯誤。
第二，第四個五年計劃的製定和開始實施
1970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並擬定了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同年9月，這個綱要草案提交黨的九屆二中全會討論。由於林彪、陳伯達的幹擾破壞，會上未能討論。此計劃後來以中央名義作參考文件印發全國。
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的指導思想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要求“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戰略後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的經濟協作區，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為此，製定了1975年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和第四個五年基本建設投資、財政收入計劃指標。糧食6000億到6500億斤，比1970年預計增長30-41%；棉花6500萬擔到7000萬擔，比1970年預計增長25-35%；鋼3500萬噸到4000萬噸，比1970年增長106-135%；煤4億噸到4.3億噸，比1970年增長25-34%；原油7000萬噸到1億噸，比1970年增長133-233%；此外，電力、輕工等部門先後提出1975年產量翻一番的高指標。燃料工業部也提出“大幹一年，扭轉北煤南運”的口號。這是一個急於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左”傾冒進的計劃為了貫徹這個計劃內容，當時采取了兩個方麵大的決策。
1.製定並實行高速度、高指標的1971年度計劃
1970年12月16日至1971年2月19日舉行了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並擬定了1971年度發展國民經濟計劃。這個計劃要求，狠抓內地和國防工業的建設；大辦農業，加快實現農業機械化；狠抓原材料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要大打礦山之仗；發展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計劃中所規定的各項指標是相當高的。工農業總產值3350億元，比上年增長12%。其中農業總產值750億元，比上年增長7%；工業總產值2600億元，比上年增長13%。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指標是：糧食4900億至5100億斤；棉花4800萬擔至5000萬擔；鋼2000至2100萬噸；煤3.6億至3.7億噸；電1300億至1350億度；石油3900萬至4000萬噸；棉紗1000萬件。鐵路貨運量7.3億至7.5億噸。社會商品零售總額850億元。財政收支各為705億元。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270億元，大中型項目1168個，其中新建112個。新增職工140萬至156萬人。
由於這個計劃的高指標，特別是突出了重工業，突出了基本建設，突出了戰備。所以，盡管計劃規定的任務經過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但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實行基建投資、物資分配、財政收支的“大包幹”，擴大地理權限隨著企業、事業單位權力的下放，按照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的規定，還要實行財政收支、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投資的“大包幹”。
所謂財政收支的“大包幹”，就是在國家統一預算下，對省、市、自治區試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幹，保證上繳（或差額貼補），結餘留用或者全額分成、收入留成的辦法，實行這種辦法，無疑擴大了地方的財政權限，但是，很快就暴露了新的矛盾弊端，實行一年後作過一些修改，但弊端沒有真正得到克服。
所謂物資分配“大包幹”，就是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實行地區平衡，差額調撥，品種調劑，保證上繳的辦法。實行這種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地方在平衡、分配、供應物資方麵的權限，有利於在本地區內對物資的統籌安排的合理使用。但由於管理上的過於分散，造成調度物資的困難，大大影響重點建設的需要，這個辦法由於造成新的矛盾太多，在實際工作中也並沒有全麵貫徹。
所謂基本建設“大包幹”，就是按照國家規定的建設任務，由地方負責包幹建設。投資、設備、材料由地方統籌安排，調劑使用，結餘歸地方。地方暫時辦不了的少數重點項目，實行雙重領導。這個辦法由於種種原因，在實際上也沒有全麵貫徹。但是，由於地方對基本建設投資權的擴大，使我國地方小型工業繼1958年以來又一次大的發展，全國有近300個縣、市辦起了小鋼鐵廠，有90%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這些地方小工業的發展，有某些方麵是合理的，但帶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嚴重的浪費和損失。
由於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和1971年計劃規定的過高過急的要求，加上經濟體製盲目性的大變動，特別是林彪一夥的幹擾破壞，使1971年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三項都突破了計劃數字”。不隻三個突破，“貨幣發行也突破了。”具體來說，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和重工業生產的急劇膨脹，職工人數急劇增多，1970年、1971年，原計劃全民所有製單位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上增加了983萬人，超過計劃2倍多，到1971年底，職工總數達5318萬人。由於職工人數猛增，使得工資支出總額突破，原計劃1971年全民所有製職工工資總額為296億元，實際執行結果達到302億元；與此同時，糧食銷售量也被突破，原計劃1971年糧食銷售量為794億斤，實際執行結果為855億斤，這樣，全國職工總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總額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了800億斤，相繼而來，就是貨幣發行量的突破。周恩來曾指出：“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一個突破。”這四個突破，表明了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危險的傾向。
第三，周恩來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經濟建設有了轉機。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以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為反對極左思潮，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麵工作，特別是經濟、組織、外交等有了轉機。
1.著重解決國民經濟工作中的“三個突破”
周恩來首先發現這個嚴重問題，他在1972年初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指出：職工人數突破了5000萬人，工資突破了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了800億斤，這“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個方麵帶來一係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對此，國家計委在1972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中也提出了相應的措施。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切實得到解決。所以，1972年內“三個突破”的情況繼續發展，職工人數又超計劃增加183萬人，到年底職工人數達到5610萬人，比上年增加292萬人；職工工資總數達到340億元，比上年增加38億元；糧食銷量達927億斤，比上年增加43億斤。由於糧食銷售量的突破和棉花年年減產，因此，出現了糧食、棉花周轉的困難，挖了庫存，形成了“兩個窟窿”。
對此，周恩來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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