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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2月26日聽取國家計委匯報1973年計劃和《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的草稿時嚴肅地指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三項都突破了計劃數字。去年我講了這個問題，但沒有抓。確實沒有‘王法’了。”
國務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采取了各項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首先，控製基建規模的擴大。減少基建投資，1972年比上年國家撥款投資減少18.36億元。適當改變了投資的重點，減少重工業的基建投資和非生產性基建投資，增加農業的基建投資。1973年國家用於農業財政撥款和支農工業投資比上年增加19%。與此同時，壓縮民工的人數，1971年基建占用民工達1100多萬人，到1972年9月減少到390萬人。
其次，加強勞動工資的集中統一管理，重申勞動工資大權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工資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各地區、各部門在下達職工計劃的同時，必須一律下達職工工資總額計劃，並抄送人民銀行，據以監督支付；各單位的工資總額計劃，都要報經上級主管部門和勞動部門核定，並送當地人民銀行；凡未經批準超計劃招收職工以及違反國家政策和規定增加工資的，銀行有權拒絕支付。
再次，積極解決糧食購售的差額問題。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17日，商業部召開了糧食工作會議。會議估計，當年糧食購銷將有136億斤“窟窿”，除進口30億斤外，尚要挖庫存106億斤。會議還分析了產生糧食購銷差額的原因。商業部根據會議反映出來的問題和提出的意見，於11月23日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並書麵報告國務院。主要解決辦法是：(1)處理好農輕重的關係，加強各行各業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糧食生產；(2)認真整頓城鎮糧食統銷工作，壓縮一切不合理的供應；(3)控製職工人數和吃商品糧的人口，1972年新增職工超過國家計劃的地區和部門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要及早減下來，走後門進來的必須退回去，不合規定遷入城鎮的要動員回農村；(4)力爭在豐收地區多購一點糧食，以豐補歉；(5)農村的合理的銷量要核減，民工過高的糧食補助要壓縮，新辦企業事業人員國家不再補助糧食，收購農副業產品獎勵糧不得擴大範圍、提高標準。通過多方麵的努力，1972年糧食征購爭取完成820億斤，銷量盡量做到不超過880億斤。國務院認為上述報告原則上是可行的，並於11月24日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12月10日，中央將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和商業部的報告轉發各地執行。接著，1973年2月7日至3月30日全國計劃會議的召開，進一步研究解決“三個突破”問題的具體措施，首先強調要大力加強農業，爭取1973年農業生產有較大幅度的增產，做到當年糧食收支平衡，1974、1975年兩年補上糧食“窟窿”，使國家糧食儲備達到800億斤以上。
經過兩年的努力，“三個突破”的問題得到了比較有效的解決。全民所有製職工1972年比1971年增長292萬人；1973年比1972年增長148萬人，增長速度大大下降；1973年全國糧食收購968億斤，糧食銷售956億斤，做到了購銷平衡。
2.整頓企業管理，落實農村政策，重視教育和科研工作，對外經濟關係
首先，整頓企業管理。1972年2月5日，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全國計劃會議情況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全國計劃會議的要求，在國務院領導同誌主持下，會議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整頓企業的若幹措施，明確規定企業要恢複和健全崗位責任製度考勤製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製度、設備管理和維修製度、安全生產製度、經濟核算製等7項製度，企業要抓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7項指標。這個會議紀要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後，國務院領導建議提請中央批轉下發，由於張春橋的幹擾破壞，這個會議紀要沒有下發。
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把工業產品的質量放在議事日程上來加以解決。1971年12月15日周恩來對援外裝配的“殲六”飛機質量不合格問題作了嚴肅的批示，他指出：“殲六40架，原說是為援外裝配的。一經檢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數17.5%。隻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們飛機生產質量下降到什麽程度，還不夠我們引起警惕麽！”他親自同葉劍英一起，抓了軍用飛機的質量問題。接著，1972年1月21日，周恩來對援外汽車質量問題作了批示：“請秋裏像劍英同誌一樣，把長汽、二汽、重汽、南汽抓一抓。質量這樣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備戰，這是路線問題，要在這個月內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隨後，在同年4、5月間，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和部分日用工業品的質量問題，抓了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反複強調要搞好產品質量。從抓產品質量人手、技術管理機構，加強企業的質量管理，促進了企業管理的整頓。隨後，同年10月12日至11月14日，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和財政部、農材部召開了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會議。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解決當時發現的“三個一百億”的問題，即同曆史上較好水平比，工業利稅少一百億元，工業流動資金多占一百億元，基本建設尾巴拖長了一百億元。這是林彪一夥鼓吹“政治可以衝擊一切”造成經濟工作混亂所引起的惡果。會議根據周恩來指示的精神，明確地提出“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掛到生產上，政治工作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會議研究和擬訂了扭虧增盈的措施：(1)加強經濟核算製。(2)通過整頓，確定企業的產品方向、生產規模、職工人數、資金數額、原材料來源和協作關係；落實企業的生產計劃，從利潤中提取獎勵基金，用於職工集體福利、宿舍修建和對先進生產者必要的獎勱。(3)改進國家對企業虧損的管理製度。
(4)嚴格財經紀律。
與此同時，注意糾正農村一些“左”的政策。針對當時農村存在“分光吃淨”，集體增產個人不增收，超支戶多，分配不兌現，以及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現象，1971年12月26日，黨中央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要求解決好六個問題：應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增加積累，要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的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增加個人收入；口糧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糧和按工分分糧相結合，做到既有利於調動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又要保證軍烈屬、職工家庭和困難戶能夠吃到一般標準的口糧，不能硬搬照套大寨的勞動管理辦法；社隊的集體福利事業，要和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適應，不能增加集體和社員的負擔。切實解決超支戶的問題，注意農業全麵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努力恢複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針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煽動極“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出版等方麵工作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周恩來在這些方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問題。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不一分為二，就是極左思潮”。他還說：“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周恩來特別關心教育事業，1972年7月，他曾指出，要把綜合大學的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並強調有什麽障礙就要拔掉。8月，他還對當時的科
教組和科學院負責人指出，要“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9月11日，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張文裕、朱光亞，強調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踐結合起來，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10月14日，周恩來在會見李政道時談話指出：“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學生，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這為恢複我國招生製度奠定了基礎。此外，周恩來對恢複出版事業，加強氣象工作，重視外語教學，培養外語人才，鼓勵大家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等等都提出意見，為恢複文教科技部門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我國外交工作取得了一係列重大進展。國際關係的改善，為我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對外貿易，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973年1月，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我國從日本、美國、西德、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家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發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製造工廠和斯貝發動機等項目，實際對外簽約成交總額為39.6億美元。這些引進項目絕大部分到1977年底都已建成投產，這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批判林彪一夥破壞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加強集中統一領導
1967年，毛澤東曾指出：現在流行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從1972年底開始，周恩來相繼在一係列全國性的專業會議上，始終堅持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來消除林彪一夥對經濟工作的破壞性後果。周恩來指出：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他強調“運動與業務不能對立”，提出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鼓勵各級幹部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
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工作時，旗幟鮮明地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夥一直破壞到‘九·一三’，影響到一九七三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應把九大以來林彪一夥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批判林彪一夥破壞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主要的內容是：批判林彪一夥自立政策、自成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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