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18倍。
小崗村這份包產到戶契約，如今已靜靜地躺在曆史紀念館裏，成為中國農村改革曆史的見證。毫不誇張地說，它成為“文革”後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變了中國農村發展史，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史。
包產到戶一經興起，猶如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製。
麵對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的潮流，中央領導層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對此，鄧小平旗幟鮮明地表示了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製度的社會主義性質。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於分田單幹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雙包”責任製迅速推廣。
企業的放權讓利與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1978年前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先後派出考察團去國外考察。考察團一個非常直接的感受就是中國的企業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各方麵的差距都非常大。於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開始了試點工作，其中一個舉措就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實行政企分開；進行城市經濟體製綜合改革試點等。四川省就是較早地於1978年10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省份。
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選擇了不同行業有代表性的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南充絲綢廠等六家企業做試點，逐戶核定利潤指標，規定當年增產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後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的基金，並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額獎金。197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試點基礎上，製定《關於擴大企業權利，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簡稱“十四條”）。文件提出，要使企業擁有利潤提留權，擴大再生產權，聯合經營權，外匯分成權，靈活使用獎金權。要求把企業的責權利結合起來，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結合起來，並且決定擴大範圍，在100家企業中進行擴權試點。此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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