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省市如雲南省、廣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開始擴權試點。
中央組織的擴權改革試點是從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開始的。1979年初,李先念找袁寶華談話,要求國家經委認真研究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問題。5月25日,國家經委、財政部、外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總局、國家勞動總局六個部門聯合發出通知,確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選擇八個企業作為全國的試點。這八個企業是北京內燃機總廠、首都鋼鐵公司、北京清河毛紡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柴油機廠、上海彭浦機器廠、天津動力機廠、天津自行車廠。
7月13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五個文件。擴權內容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在利潤分配上,給企業以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二是在權力分配上,給企業以一定的生產計劃、產品購銷、資金運用、幹部任免、職工錄用等方麵的權力,以打破企業是政府機關的附屬物,吃國家“大鍋飯”的體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對四川、雲南等地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的成效作了集中報道和宣傳。隨後,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有關部委根據國務院的要求,選擇各自所屬國營工交企業組織試點。不久,試點範圍進一步擴大,擴權改革的企業迅速增加。1979年底,試點企業擴大到4200個。
在企業擴權試點和農村生產責任製的影響下,不少企業還圍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係,實行經濟責任製,試行廠長負責製,克服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和企業內部吃“大鍋飯”的現象。經濟責任製很快在工業企業中得到推廣。同時,按照“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廣開就業門路”的方針,城市經濟中積極調整所有製結構和產業結構,扶持集體經濟,允許個體經營,創辦勞動服務公司,拓寬就業渠道。從而初步解決了多年積累的知識青年就業問題,也為進一步改善所有製結構、形成新的就業製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經濟特區的由來與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的吳南生受省委指派到汕頭去傳達全會精神。作為吳南生的家鄉,汕頭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但30年過去了,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汕頭與香港的差別可謂是天上地下。當時葉劍英元帥也在廣東,也為廣東當時的經濟發展深感憂慮。當時省委的領導都有一個普遍的想法,就是想改變,想發展,但又不知從何做起。
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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