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製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製製度更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這說明：在托克維爾看來，革命的發生並不完全與人們所處的境況呈反比關係，即“人們的境況好，革命爆發的概率就低；人們的境況差，革命爆發的概率就高”，革命很多時候發生在人們的生存發展境況有了一些改觀但與他們的期望值仍存在較大差距的特殊情勢之下。不僅是托克維爾，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也持相似的觀念。亨廷頓指出：“革命是現代化的一個方麵。它不是在任何類型的社會中或在其曆史上的任何階段上都可以發生的。它不屬於一個普通的範疇，而隻是一種有限的曆史現象。它不可能發生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高度傳統化的社會裏。它也不會發生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裏。與其他的暴力和動蕩形式一樣，它最可能發生在曾經經曆過某些社會和經濟發展，而政治現代化和政治發展進程又已落後於社會與經濟變化進程的社會裏。”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曆經35年的改革，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麵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就，不斷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這是積極的一麵。但與此同時，政治體製、政治發展、政治文明、政治進步落後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也越來越突出，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公平公正喪失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我國已經到了必須加快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必須進一步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了。另一方麵，基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如果上層建築長期落後於經濟基礎，其結局隻能是被推倒；如果政治體製改革長期滯後於經濟體製改革，推翻政治體製以至政治製度的革命將很難避免。因此，當下的我國改革攻堅階段，“改革實際上是在與革命賽跑”，跑不過革命就有可能被革命所吞噬。而要最終跑得過革命、抵禦得住革命危險，加快推進攻堅階段和深水區的改革就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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