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波蘭前總理米萊爾先生(3/3)

義時期的做法。

可能是“遺產”問題觸動了米萊爾，他突然說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說，卡廷森林案對波蘭黨和蘇聯黨的關係產生了很大影響。案件成為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沉重曆史負擔。在很大程度上，人們不信任我們也仇恨蘇聯，都同這個案件有關。案件使公民們和社會認識到，波蘭社會主義政黨的確存在很多缺陷。

關於當前波蘭正麵對什麽樣的難題這個話題，米萊爾說，波蘭左翼政黨現在麵對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麵：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蘭現在有一種傾向，是犧牲民主自由來加強國家集權。但事實上，國家集權已經極大地存在了。公民是弱小的。波蘭政黨的左翼應當關心民眾的權利。第二，經濟活動的更加自由化。市場自由消除了官僚體製，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服務。第三，政教分離的社會自由。在波蘭，教會是具有引導社會走向的力量。但從信仰上說，它不應該成為這樣一種力量。在婦女地位、少數民族權利的問題上，在立法問題上，教會總是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說到此，米萊爾說了一件有關他個人生活中的“趣事”。這件事說明，在波蘭，宗教影響巨大。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會思想、傳統禮數和生活行為。米萊爾回憶說：我出生在一個宗教背景濃厚的家庭。因為我是共產黨員，結婚時隻進行了世俗婚禮，沒有舉行教堂儀式。結果我的父母和嶽父母都不承認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後，他們不願意讓我和妻子在一起。後來我和妻子說，我們還是舉行一個宗教結婚儀式吧。聽到這個消息，我的母親甚至激動地哭了。米萊爾說，在波蘭，這是經常出現的事情。但作為社會主義者，我是主張不信教的。在統一工人黨執政時期，大家對宗教持比較寬鬆的態度。盡管波蘭黨正式對外說，我們不相信上帝，但黨員去教堂也沒有任何限製。統一工人黨從來不在宗教問題上做文章。

但是，作為曆史研究者，我們從米萊爾先生這個非常“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故土波蘭進行了一次訪問。他除了做彌撒和講經，也說了一些別的話。從那時起，團結工會即應聲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將教皇的訪問，看作是“共產黨政權終結”的開始。可見，在相當程度上，宗教在波蘭乃至在許多國家，並不是像米萊爾先生所講的，隻是“一個傳統或儀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萊爾先生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坦白地說，此刻我們心情並不輕鬆。雖然，談話帶給了我們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對波蘭發生的劇變，我們還是疑團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顯性的原因外，更深層的東西在哪裏？難道社會主義的遺產，就那麽一點點嗎？

波蘭是個有悠久工人運動曆史的國家。波蘭的工會運動，甚至早於蘇聯。在二戰中，波蘭作為被納粹最先侵占的國家，人民遭到殺戮，財富蒙受巨大損失。1945年，在蘇聯紅軍和盟軍大反攻的關鍵時刻，華沙人民曾經舉行英勇的起義。戰後，波蘭統一工人黨成為執政黨。一度，波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麵，是相當出色的。特別是，波蘭出現過最早和最有理論建樹的改革理論家，如布魯斯等。他們的改革理論，曾經深入地影響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蘭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變”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統一工人黨在社會建設、經濟模式和政治運作等方麵，出現了一係列錯誤，最終導致在同“團結工會”反反複複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失去了執政地位，丟掉了社會主義。當然，在米萊爾等劇變當事人看來，波蘭的政治變革可能並非壞事，但在社會主義的實踐意義上觀察，波蘭事變至少提供了可以長久研究的經驗和教訓。

其實，華沙也在伸出雙臂，迎接關心自己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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