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外部壓力並作出反應——蘇共垮台經驗教訓思考之一(1/6)

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對手，蘇聯共產黨在執政七十多年的曆史中，麵對了強大的外部壓力和敵對勢力的侵蝕。同時，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推進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影響，蘇聯也對外部壓力作出過激烈反應，甚至將自己的軍隊推進到國界以外。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曆史過程。其中包含著長期驚心動魄的較量。但是，最終的失敗者是蘇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

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需要加以研究，並且這種研究應該具有針對性。雖然，在導致蘇聯解體和蘇共失敗的複雜原因中，對外部反應的問題僅僅居於相對次要的位置，但它卻不是一個應該忽略的方麵。來自原蘇聯的政治家、學者其實非常看重它們。例如，俄科學院東方所學者科什金即說：“到本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已經認識到，靠軍事打擊已不可能戰勝蘇聯，於是美中央情報局製定了內部瓦解蘇聯的計劃，並為此投入了大量資金。美國的計劃就是把軍備競賽強加給蘇聯。”可以說，這是對蘇共失敗論的一個典型解釋。

不僅如此，蘇聯學者還把這種失敗論擴展開來，說美蘇競賽是一種不平等競爭。他們認為，所謂美蘇對抗的表述並不準確。準確的情況是，當時以蘇聯為一方，而另一方則是以美國為首，其中也有中國因素。他們有時會曖昧表示：“當時的中蘇關係也比較複雜”，其實明確說，就是中國當時也加入了反蘇聯盟，對蘇聯構成外部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把大量的人財物力用於國防和軍事工業，從而減少甚至無暇顧及國內用於和平目的的產業投入。

這種對失敗論的解釋，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從而也不能不使我們認真對待它。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以蘇聯為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麵對外部壓力？在明顯的外部壓力下，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是否應該發生意外變化，以及為什麽會發生這種變化，等等。畢竟，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中國也曾麵對強大的外部壓力，並在20世紀後半葉卷入到複雜多變的世界大格局中，而且，在未來也還會“扛”著壓力走下去。

一、對原蘇聯軍事投入的一個簡單估算

為了研究的準確，我們必須對題目所涉及的時空範圍作一個界定。根據蘇聯學者的看法，原蘇聯步入軍事競賽，從而走向“引力”極大的“黑洞”的起訖時間，應該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後。這個看法是客觀的。我們也曾經大致地把這段時間稱作“美蘇爭霸”時期。

據統計材料，原蘇聯在六七十年代的軍事投入呈加速增長態勢，數額變得越加龐大起來。按軍費開支項目計算，蘇聯實際軍費總額，1960年是190億盧布；1970年是497億盧布；1975年是773億盧布。如以當時官方外匯牌價折算，三個年度軍費開支分別折合為211.4億美元、552.4億美元和1023.2億美元。而1975年美國軍費開支為895.8億美元（按對等項目計算）。蘇軍費高出美軍費百分之十八（即蘇軍費為美軍費的118.2%）。在軍費占國民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比重方麵，以1974年為基期，蘇聯占19.6％和35.1％；美國占7.1％和30.5％。但同年美國的國民收入為8020億元，蘇聯僅為5340億元（這還不包括在貨幣換算和實際統計上的“水分”。蘇聯解體後，世界銀行的金融專家曾校正過蘇聯國民收入數字，大致要縮水50％左右）。如按人均負擔計算，每個蘇聯居民1975年負擔軍費為305盧布。這個數字也大大超過美國。

同樣，統計材料還顯示，進入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蘇聯軍事投入的速度明顯增快。在六十年代的十年裏，蘇聯軍費大致保持在美國的一半左右。但進入七十年代，每年軍費以同比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一直到1975年達到美國的118.2％。這段時間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後半期。

學者們公認，勃列日涅夫時期是戰後世界軍備競賽最激烈的時期，同時也是世界政治形勢最動蕩和安全形勢最不穩定的時期之一。然而，根據今天人們掌握的材料，美國和歐洲當時並沒有武力進犯蘇聯的計劃，對蘇聯說來，戰爭沒有迫在眉睫。甚至，由於美國深陷越戰之中，在與蘇對抗的格局中，它還明顯處於守勢。那麽，對蘇聯領導集團說來，外部壓力是真實的還是空幻的？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到底是被“強加”於蘇聯頭上，還是蘇聯本身就是軍備競賽的發起者？在付出極大政治和社會代價後，蘇聯並沒有從軍備競賽和爭奪中獲得好處。那麽，蘇聯的這種做法到底出於什麽動機呢？毋庸說，除去戰爭狂人和喪失理智的瘋子，任何執政者都會本能地把內政建設和人民福利放在首位。戰備和增加軍力隻能服從於這個首要任務。那麽，蘇共領導人為什麽如此輕率地違背了這個簡單的道理呢？

曆史的構成是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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