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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場並非現實的所謂生死決鬥過後，人們學得聰明起來。如今，人們談論的是建立國際新秩序，是合作機製，是雙贏，是戰略夥伴關係等等。這是政治智慧的提升，是世界走向進步和理性化的標誌。
因此，外部壓力的存在，是否一定要轉化為一場為變革社會製度而進行的熱戰，或者，它一定要形成一場耗費巨大資財和能量，表現為長時間的僵持和對峙的意識形態冷戰，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思考的。實質上，是蘇聯對外戰略所反映出來的政治上的“左”，使它過高估計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現實必然性，從而熱衷於同西方展開爭奪，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經不是簡單地對外作出反應，而是主動出擊，希望戰而勝之（過去我們隻是看到了它表現為爭奪霸權的一麵）。結果，它反而因為巨大的消耗而衰落下去。
蘇美爭奪的這種意識形態深層原因，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應該說，中國並非冷戰的有意加入者。中國有自身的戰略利益。但是，現實中兩大陣營的國際格局，不能不在相當時間內限製我們回旋的空間。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於戰爭與革命問題的爭論，以及一係列涉及國際共運理論的重大分歧，使得我們意識形態立場一度變得更為激進了。“美帝、蘇修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埋葬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等等口號，曾鮮明出現在黨的重要文獻上。盡管這些口號的宣傳意義大於政策操作意義，但畢竟在意識層麵上表明了我們的總體判斷和目標追求。顯然，無論在理論和現實中，“埋葬帝修反”的口號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堅持這樣的口號，勢必會給我國對外關係帶來緊張和壓力。並且，這種壓力也延及到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化，造成一係列相關矛盾。鄧小平就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誕生的改革思路，包含著一個重大方麵，就是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無論“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製止戰爭”的觀點，都被揚棄，而“和平與發展”成為我們認識時代和世界的主題。鄧小平認為：“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去計較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並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對待。這樣，什麽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可以說，這是我們關於同外部世界關係的最深入和最現實性的認識。以和平共處而不是意識形態原則指導我們同世界的交往，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看待壓力以及對壓力作出的反應問題。世界是現實的。我們也正以現實的態度來正確對待世界。
三、究竟什麽是對外部壓力的合理反應？它是否必然導致爭奪
對外部壓力作出反應，帶有合理的性質，但它必須有一個限度。過分反應和反應不足，都將導致不良結果。而如果利用對外反應，進而將它作為爭奪的依據，那將犯絕大的錯誤。在討論蘇聯是否被強加上軍備競賽的“枷鎖”，從而陷入衰落時，這個觀察角度十分重要。
冷戰之初，蘇聯由於經濟、軍事實力的原因，暫時處於守勢。盡管它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整個赫魯曉夫時代，蘇聯對外戰略的基調是緩和。蘇共二十大提出了緩和以及和平共處的政策主張，並被宣傳為社會主義陣營外交政策的總路線。
然而，僅僅以緩和謀求相應的大國地位，是艱難與痛苦的。事實上，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與西方關係並非風平浪靜。波蘭、匈牙利事件，兩次柏林危機，都是雙方劍拔弩張的較量。然而，最危險和處於臨界狀態的，則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這次險些釀成核大戰的危機，最終以蘇聯的妥協（實際並不是完全的妥協。蘇聯藉此換得美國從土耳其撤出導彈部署）而告結束。古巴導彈危機對蘇共領導人的刺激非常強烈。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弱勢，從而加速了擴充軍備的進程。據說，在古巴導彈危機剛剛結束不久，蘇聯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在康涅狄格州同美國總統顧問談判撤走在古巴的導彈事宜時，曾對美國人甩出一句令他們大吃一驚的話：“我們不會再讓你們對我們這樣幹了。”後來，美國人終於獲知，這是赫魯曉夫的一句原話。
如果說，赫魯曉夫已經對核時代戰爭保留“反擊”意識的話，那麽勃列日涅夫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緩和”的政治主張。勃執政前期，蘇聯經濟水平和綜合國力有了很快增長。到七十年代中期，蘇聯20種主要工業品，尤其是能源方麵，如，電力、原油、天然氣、鋼等項產品，均大幅度超過美國，在世界居領先地位。蘇聯的國民收入按數量已大大超過除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而且超過英、法、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國民收入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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