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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心態，堅持國際道義原則。人們既不能自卑、軟弱，也不能總是充當現存國際體係的挑戰者。積極加入到現存國際體係中，從中尋找發展自己的機會，才是正確的對外戰略方針。
從落後狀態到積聚力量；從抗衡外部壓力到有意同美國爭奪霸權，蘇聯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僅以核武器和運載工具而論，原蘇聯即使在當今也堪稱世界最先進。但蘇聯尖端技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蘇聯的集中體製。這個體製可以動員最大限度的人物力資源，在短期內完成超功效的成績。可是，它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這是蘇聯經濟長期同人民需要相脫離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最終在軍備競賽中敗下陣來的一個誘因。美國人在這方麵比較聰明。他們總是在同蘇聯的對比中確保美國處在最安全水平的要求上，確定發展各類武器。因此，由體製特殊保障的某種單一發展，並不值得特別稱頌。即使“落後綜合症”最終得到了某種心理和爭奪中的滿足，可在整體發展還滯後的情況下，黃油總還是比大炮更重要。從長遠看，落後國家綜合國力的進步是比任何心理需求更關鍵的東西。
四、獲取自身安全不能以破壞別人的安全為前提
關於蘇聯對外部壓力的反應問題，一位美國專家是這樣斷言的：“蘇聯的安全感至少是依它的敵手相應的不安全程度而定。”此言可謂一針見血。
如果說，中國的地緣存在，曾構成了對蘇聯安全考慮的一種鉗製，因而迫使它加大軍事準備的力度，並最終合並為超軍備擴張的後果，那麽，問題的起點並不在中國先造成對蘇聯的安全威脅，而在於蘇聯的上述所謂安全觀。
在曆史上，俄國曆來是依靠自身的擴張，來尋求解除自己被包圍的危險的。彼得大帝的對外擴張即是如此。斯大林事實上更看重地緣因素。他對戰後確定的雅爾塔體製，始終持強硬態度，是不容談判的。在蘇聯戰略思想中，有一條重要底線，這就是，凡蘇聯領土在別人大炮射程以內的地方，都應以一個緩衝區加以隔離。蘇聯關於外蒙古問題的處置，關於中國東北和新疆的態度，都或明或暗地表現了它的這種意圖。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蘇聯對中國是有戰略戒備的。
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不可避免要殃及國家關係。在國家利益訴求和安全關係的考慮方麵，蘇聯本能地沿用了“老子黨”、“大國”和舊俄帝國的思維，企圖壓服中國。例如，1963年8月，美英蘇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其來自蘇聯方麵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中國的。它試圖用國際條約的形式，將中國排斥在核大國以外。當時，中國已經大體完成了核爆炸的研究工作。而這個核發展計劃甚至是由蘇聯在1958年提供的最初援助進行的。
自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衝突之後，中蘇邊境的形勢就開始變得緊張起來。1962年發生的波動麵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有明顯的蘇聯背景。從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蘇邊境地區共發生1000餘次衝突。而且，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向中蘇和蒙古邊境增兵。總兵力一度達到百萬。正是在這段時間，中蘇意識形態爭論表麵化了。盡管在今天看來，雙方在爭論中都說了一些“空話”，但武力威脅主要來自蘇方。由於這個原因，大約在1964年前後，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同蘇聯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問題。
最終促使中國領導人下決心修改對外戰略方針的，是發生在1969年的幾次重要的中蘇邊境武裝衝突。這些武裝衝突使中國領導人認識到，蘇聯有可能對中國采取嚴重的軍事行動。此外，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軍事手段直接壓製了“布拉格之春”的獨立傾向，使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所謂“有限主權論”，赤裸裸地訴諸於實踐。正是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為國家自身的安全利益計，中國作出了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決策。這個決策改變了戰後國際政治格局，並對各種力量的對比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蘇聯由此而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麵。在它同美國和西方所進行的爭奪中，加進了一個極為不利的戰略因素。由此，蘇聯不得不在東西兩麵作戰，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泥潭。
這裏必須分清的一個是非問題的是，中國同美國關係正常化，並進而建立戰略關係，不是中美兩國根據相同意識形態需要而采取的步驟。它實質上是因為蘇聯把自己塑造成了兩國（甚至更多國家的）共同的敵人。對於這一點，蘇聯學者在“八九”之後有過反思：蘇聯政策的失策之一，“就是不正確地、過高地估計來自中國的威脅。這種估計迫使我們在遠東集中很多兵力，這反過來又給中國造成了來自我方的威脅的印象。這自然促使中國采取對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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