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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和常規武器，以及同西方進行政治軍事合作。”應該說，這個反思比一味埋怨中國加入反蘇聯盟，從而要對蘇聯被強加上軍備競賽負責的說法客觀得多。
以別人的不安全作為自身安全的前提，是一種舊的安全觀。它帶著舊式帝國的思維痕跡，也是所謂超級大國欺辱別人的一種張揚。其結果反而是招禍於自身。在當今的國際新秩序下，安全原則首先應包含“一切人的安全”和“相互安全”的思想。它的基本內涵分為兩個相互連接的側麵，即不能依賴或者靠損害別人的安全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安全隻能按相互原則去共同爭取。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基礎組成的國際秩序，隻能在這樣的安全原則裏麵得以保持。誰破壞了它，就意味著由大家維持的安全平衡被打破，破壞者便不得不接受報複。如果說，原蘇聯的某些人，仍然堅持中國要對蘇聯由軍備競賽而導致衰敗負責任，那麽也隻能說明，他們時至今日還沉迷於大國霸權主義的思維中，還沒有對蘇聯垮台的真正原因進行反思。而這種大國主義的霸權思維，仍是我們今天應該警惕的。
五、關於失誤的決策
在本文開始，我們就提出過一個疑問，即蘇共領導人為什麽不能認識到首先要發展國內生產，把人民生活安排好這樣簡單的道理，而一意卷入同西方的軍備競賽和爭奪，最終在無法挽回中走向衰落呢？
有時，簡單的道理，就是被簡單地忽略掉了。在我們討論蘇聯對外部壓力作出反應的一係列過程時，有時會驚訝地發現，某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失誤，竟是在那樣輕易地狀態下，被簡單的決策失誤鑄成了。這有時是令人難以想象的。當然，簡單的決策失誤，必然反映著複雜的、長期的製度性原因。
事實上，當蘇軍坦克於1979年12月底開進喀布爾，蘇聯宣布對阿富汗的占領時，大多數蘇聯人也感到震驚。他們對此無法理解，同時也表示焦慮。不僅如此，連蘇共高層人士，甚至政治局的成員，也不了解出兵阿富汗的決策。這在一個有六十年執政經驗的國家裏，幾乎成了苦澀的笑談。毫無疑問，蘇共核心層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時，是完全脫離群眾，是沒有顧忌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的。它甚至“甩開”了領導集體，這就完全背離了民主集中製原則。可以說，這是蘇共在處理重大問題上屢犯錯誤，從而走向失敗的原因之一。
現在比較公認的說法是，由“三人幫”預先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決定。這“三人幫”是，烏斯季諾夫（國防部長）、葛羅米柯（外交部長）和安德羅波夫（克格勃主席）。而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老弱多病，他被三人所說服。這種說法或許真實，但並不能為蘇共的決策錯誤解脫什麽。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蘇聯的軍事綜合體當時高度膨脹，已經達到可以不受政治控製的程度。正是軍工綜合體的壓力，使蘇共核心作出了出兵決策。這個說法也可能有一定根據，但仍無法說明，在一個“黨指揮槍”的體製下，部門利益為什麽會產生那麽大的壓力，甚至決定了國家政策的方向。
涉及軍事行動的決策，一般需要高度保密。但是，一個有可能在世界上產生巨大影響的重大決策，仍不能由幾個人說了就算。它應該通過領導核心的集體來決定。這是列寧確定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所規定的。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晚年，由於主要領導人的老弱多病，以及整個領導層的碌碌無為，這個組織原則在一些人的踐踏下，就這樣名存實亡了。
關於民主集中製製度本身的問題，需要另作討論。這裏所要強調的，是蘇共領導層在蘇聯臨近敗亡的最後年代裏，決策性失誤一再出現，不是偶然的。黨內民主化的被忽略，個人專斷的惡性膨脹，以及製度性因素所發生的作用，使蘇共領導沉屙難起。他們在對外戰略上的失誤，導致了國內政治問題的嚴重化。結果，他們自己打敗了自己。
要避免失誤，決策方式和決策製度是極為重要的。赫魯曉夫通過幾次黨內鬥爭上台，在穩固了權位後，同斯大林一樣，熱衷於個人崇拜，個人專權。在他的任期內，蘇聯內政外交曾經犯過諸多錯誤。結果，他也是被帶有陰謀性質的黨內鬥爭趕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是蘇聯公認的停滯、衰敗和混亂的時代。他堵塞了改革的可能性，處於思想僵化狀態。他不再能看到世界政治格局新的發展變化，忽略新技術對國家進步的推動作用，卻熱衷於對外爭奪和擴張。正像蘇聯人自己形容的那樣，蘇聯就像一列憑著慣性前進的火車，它的車廂一節一節地被甩出軌，最後連自己也顛覆了。可以說，這是一條偏離正常方向的軌道。它已經不能引導蘇聯發展和向前進了。
怎樣校正這條鐵道呢？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和人民，不能不作出自己認真的思考。
（本文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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