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對現實主義理念和真正利益關係的考驗(1/6)

一個對現實主義理念和真正利益關係的考驗——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中國的改革與中美關係

對中國的改革說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後半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大約五年時間裏，中國經曆著自己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麵，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於1985年全麵展開。它實質開始了對社會主義舊有觀念和體製最深刻的觸及。另一方麵，由改革引發的經濟體製、管理方式以及價格體係的變動，使社會所麵對的難點也擴大了。改革不僅遇到技術層麵的問題，也在社會結構與人們思想的深層激起震蕩。這不能不引起一係列超乎人們預想的社會性變化，並帶來新的相關課題。

與此同時，中國對世界的認識也在發生改變。其基本內涵是對當今時代的性質做出了新的判斷。“戰爭與革命”的戰略策略思想，為“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所取代。這不僅標誌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又有新突破，並證明了改革對於人們觀念的推動。

這一切幾乎難於避免地影響到當時的中美關係。自1979年以來，這種關係一直處在較為平穩和不斷深入的狀態中。問題在於，當一係列重大曆史變革到來的時候，人們需要理解這種變化，並做出相應的反應。這種反應的適度與否，取決於對中國內部變革的性質和它的走向做出正確估量，而不能出自某種一廂情願地的臆想。顯然，在中國正經曆重要變革的時候，現實主義地處理同它的關係，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它是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考驗。

一、中國改革奠定了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現實基礎

今天，無論人們如何評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的中美邦交關係，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這種關係才越加走向穩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為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

中國改革的發生，是基於兩個最重要的原因：1．對長期形成的導致社會經濟止步不前和政治頻繁動蕩的“左”傾錯誤的批判；2．改變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狀態，把自己同世界發展潮流融合起來。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過去固守成規，關起門來搞建設，搞了好多年，導致的結果不好……結果中國停滯了，這才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問題。”1978年以後的中國，正是在對以往教訓的思考中，以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速度，進入到世界進步的體係中去的。

在中共即將實現政治路線轉變和在經濟改革的前夕，鄧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了兩個決斷：一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一是實現中美建交。這兩個決斷，都是為了改革的中國能以更平穩有效的方式進入世界體係。兩相比較，實現中美建交對中國確立改革開放政策更具戰略意義。

盡管中美建交過程中存在著美國堅持向台灣軍售的障礙，但為了即將展開的改革大局，中國領導人暫時擱置了障礙，在談判的最後時刻，同意按雙方商定的“原計劃進行”，實現了兩國關係正常化。於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與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時間上有意義地重合起來。

毋庸諱言，中美建交是出於雙方戰略利益的需要。但其基礎，則來自現實主義的考慮。當時，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條線”的戰略方針，去抗衡蘇聯咄咄逼人的霸權主義擴張的。這樣做的實質，是擯棄長期以來用意識形態作標準所進行的營壘劃分，而采用現實的統一戰線策略。對美國領導人說來，這樣一種現實主義的策略，同樣是可以接受的。在戰略需要麵前，美國也不希望固守已經過時的帶有太多意識形態色彩的老調。這說明，即使在國內政治並不平靜的年代，中美兩國領導人也能找到合作的現實基礎。尼克鬆總統在走下空軍一號座機，把手伸向周恩來時說過的那句話：“我為美國利益而來”，之所以能一直贏得中國領導人的讚賞，其原因就在這裏。他以毫不掩飾的語言表達了一種對現實利益的訴求。在此後一個長時期內，中美兩國對這種現實利益的把握，是成功的。

顯然，對現實的共同利益的認定，是建立兩國健康關係的關鍵所在。隨著1978年中國國內政治路線的轉變和在經濟領域實行改革開放，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基礎，比以往更加明確了。既然“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那麽中國就沒有理由再關閉自己的國門；既然中國敞開了自己的國門，同樣，它也就對世界敞開了一個巨大的具有吸引力的市場。互惠的現實利益，應該成為兩國進一步發展正常關係的紐帶。而中美兩國健康發展的國家關係，不僅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世界的穩定，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對兩國說來，這同樣是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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