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西方研究中共曆史的若幹情況(1/6)

總體上說，2006年西方對中共曆史的研究，缺少帶有“轟動性”的作品。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研究成果與常年沒有大的區別。原本預計的在“文革”發動四十周年出現的回顧性研究“熱潮”，也沒有想象得那樣“高調”。關於“文革”研究的著述雖有出版，但反映平平。5月在紐約召開的“曆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除一位美裔學者（DeborahSommer司馬黛蘭，中國文化研究者，熟諳中文，丈夫為大陸學者）外，提交論文和發言者皆為華人。從這一點看，很難說這唯一一次的國際“文革”研討，在西方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文革”研究在西方的“冷落”，反映出某種內在學術規律。正如一位來自瑞典的“文革”研究者所說，西方人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中國的“文革”逐漸失去興趣。它目前在西方學術界已是一個“冷門”。

而在另一方麵，2006年西方新出版的有關中共曆史資料，卻值得我們重視。

一、關於2006年西方中共曆史研究的總體狀況

據不十分充分的材料統計，2006年以英文發表的研究中共曆史的著作大約有30部；論文十數篇（這是一個比較專項的統計。如將所有涉及當代中國的研究計算在內，數量將比這個統計大得多）。這些著述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個方麵，門類堪稱龐雜。一般說來，西方嚴肅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除受他們自身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念支配外，還受著長期訓練而成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規範的影響。這使他們的研究呈現多樣性和多角度的特點。在中國研究方麵，他們興趣點眾多、思考方式迥異，同我們對曆史的關注差別甚大。他們習慣用多學科的方法分析中國事務，通常采用所謂個案研究方式，針對中國的某個事務、某一地區或某位人物進行研究，提出一些他們認為合乎邏輯和帶有新意的觀點。他們的研究，有些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鑒，引起我們對某一類曆史現象的理解。但從根本的角度看，這些研究很難觸及中國事務的本質，也同我們中共黨史研究的格局大相徑庭。他們排斥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論的方法；他們同中國人文環境的隔膜以及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背景，都限製了他們對中國曆史發展內在邏輯的把握。我們常用“隔靴搔癢”來形容他們的研究，是有道理的。例如，2006年由羅曼和小地出版社出版的斯蒂芬?艾夫裏爾所著《高地上的革命：中國井岡山根據地》一書，即通過對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時期的社會史研究，以所謂地方統治方式、“庇護政治”、派係和族群衝突等線索，來說明中共奪取權力的不同背景。又如，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教授約瑟夫?艾士瑞克（中文名周錫瑞）和保羅?匹克威茨、安德魯?瓦德爾三人合編的《作為曆史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一書，通過複述邊遠省份紅衛兵運動參加者的體驗，來強調中國普通民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感受。該書認為，中國一般民眾在“文革”中對社會中流行的摧毀舊文化、崇尚暴力和殘害生靈的所謂運動，是反對和抗拒的。

在翻閱以英文所著的中國當代曆史研究材料時，同上麵研究相類似的文章還有很多。這些研究雖有一定的實證性和客觀性，但錯漏之處頻出。其根本的缺點是整體關照不夠，即我們平時所說“抓住一點大做文章”。對於西方研究者來說，要避免這樣本能的考究方式，是困難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從上世紀末開始，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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