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心”的“賽米那”(3/3)

是對新的強國的出現表示擔憂，擔心新的強國對它的挑戰。對它們說來，這種擔憂總是導致在政策上的對抗傾向。我深信，老教授的話極具曆史感。

在美國學界頗有知名度的哈佛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近年以他的“文明衝突論”又一次引起學人的矚目。然而，在“費正清中心”的“賽米那”上，我卻認為他的論述並不成功。亨氏說，冷戰後世界的政治勢力越來越明顯地由不同文明背景的主要國家所代表。西方文明仍是未來世紀中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會不斷遭到代表其他文明的勢力的挑戰，比如說伊斯蘭文明在政治上，中國文明在經濟上的挑戰。亨氏認為，屬於同一文明的國家易於相互理解與信任。它們在價值觀上有重要的相同之處。而試圖改變或融合不同的文明卻很困難。其他文明在抵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正更進一步確立自己文明的性質和特征。隨後，亨氏開始以中國為例來解釋“文明衝突”。

他講了中國與伊朗的關係，講了中國與印度、俄羅斯的關係，更著重講了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但我發現，亨廷頓先生並沒有用“文明衝突”的理論來解釋這些關係，而是重複著一般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雙邊關係”、“多邊關係”的概念。當他以更直截了當的語言陳述說，中美之間目前在人權、軍售上的爭議，僅屬於第二層次的問題，而實質在於，美國對中國將成為東亞的支配力量表示擔憂，因為，美國在東亞有自己的利益，美國不希望東亞被唯一一個強國所支配，那樣，美國將不得不同那個強國發生衝突。推演至此，我終於明白了：不論“文明衝突”也好，“東西方衝突”也罷，說到底，仍然是國家利益的衝突。正如150餘年前的鴉片戰爭，既不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試圖為中國灌送自己的文明，從而引發了一場中國人不得不奮起的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也不是代表東方文明的中國，僅僅為了不同源的文明從西而來，便舍去一切甚至不顧身家性命地同這種西來文明的拚死搏鬥。鴉片戰爭的實質，恰恰不在於“文明衝突”，而在於罪惡的鴉片貿易和一個民族試圖對另一個民族所實行的殖民統治。在這一意義上，亨廷頓先生強調美國在東亞有自己的利益的解釋倒也並不錯。此外，“文明衝突論”在思維方式上還明顯反映出“後冷戰”觀念的某種特征——尋找“新敵手”，製造“新敵手”。這真是“思想者”的悲哀。

每當我走出中心大樓，回想剛剛結束的“賽米那”給我的啟示時，也會很自然地想起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同事們。我相信，繁榮學術的方法，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應該是一致的。我們不僅應該有充分的學術民主，也應該有保證學術民主的形式。在這一方麵，“費正清中心”的“賽米那”值得我們借鑒。

（本文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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