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通過“任子”“征辟”“察舉”謀一個前程，可能性不高。
辛辛苦苦地讀了十餘年的儒經，最後卻不能出仕——就算出仕，也隻能從最低微的佐使和鬥食開始做起。
運氣更差的儒生，要麽開一家精舍當講習，靠弟子送的束脩糊口；要麽投入高門大族之下，當一個區區的門客。
學而優則仕，這仍然是極少數的特權——治經水平相當，道德品質相同，卻因出身不同，而前途不同。
更何況，如果出身在普通的人家，想要“學而優”也是一件極難的事情。
雖然《論語》中對“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的顏回大加讚賞，但大儒的門前求學者甚重，怎可能人人都教。
若是有選擇的話，大儒們肯定更願意教那些更有家訾的“良家子弟”。
不能“學而優”，自然更不可能“仕”了。
但是今日如果天子真的推行了科舉製，那情況就大大不同了。
不管家訾多少，不管受學於何人，不管先祖是九卿還是鄉裏地主，都可以在科舉製中一較高下。
出仕的起點要麽是二百石，要麽是六百石——世家大族的子弟可能看不上眼，但對普通儒生而言卻是一條好路。
而最最關鍵的是“公平”二字。
於是乎，兩派儒生各抒己見，進而變成了唇槍舌劍——甚至常常發生衝突。
從尚冠裏到戚裏，從北闕甲第到北城郭……戴著儒冠的儒生們，在每一個角落裏口沫橫飛地爭論著。
他們為了能夠獲得同好們的支持，儒生們無師自通地從《長安月報》上挑出了兩個詞，來作為自己的標號。
而這兩個詞正是庶族和士族。
這兩個本不該那麽早“出現”的階層，在機緣巧合之下提前降臨在了大漢。
庶族和士族大致以家訾十萬錢作為界限，以下者乃庶族，以上者乃士族。
前者人數占到了八成以上，後者的人數則不過兩成。
從人數上來看，庶族占優；從掌握的權力來看，士族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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